该文认为：“钓鱼岛问题也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日中关系的稳定对中国极端重要”；“在过去30年里，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资金来源和技术来源，也是中国商品的最大销售市场。”

作者试图以相对理性的姿态，发出与保钓风潮相对立的另一种声音。然而，通观全文，其论据、论点、论述，却并不充分，甚至偷梁换柱、自相矛盾、逻辑混乱；以一部份真相掩盖另一部份真相，乃至以谬误冒充真理。

该文指称，保钓人士一次又一次的登岛，“通过世界各国的各种媒体向全世界传达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信息，即日本在有效地控制着钓鱼岛，日本在钓鱼岛有效地行使着行政管理权，司法管理权。”

听上去，倒又像是一个顾面子的说法。其实，保钓人士登岛，揭开的，不仅是日本有效控制钓鱼岛的事实，而且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再宣称拥有钓鱼岛主权，但钓鱼岛却一直处在日方的实际占有和有效控制之下？是中共自我丢弃还是错失先机？是外强中干还是无计可施？

作者责备保钓人士的同时，为中共领导人打掩护，说：“40年前的1972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决定恢复日中关系时，并没有忘记钓鱼岛问题……历史证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决策非常正确。”

此处，作者语焉不详，故意隐瞒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完全放弃钓鱼岛的事实，“钓鱼岛的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它与恢复邦交相比就算不了什么问题。”周恩来这番表态的背后，是中共为了跟台湾的国民政府争夺日本邦交而不惜牺牲主权的“谋略”。而所谓“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决策非常正确”，莫非就是，在几十年间，中共以政府声明和党报社论等形式，反复强调包括尖阁诸岛（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属于日本。

作者完全不提当钓鱼岛周围发现富藏石油和天然气之后、中共立场戏剧性转变的过程，只跳跃式的提到邓小平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先放一下，让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去解决，他们比我们聪明。”

作者强调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性，甚至引用胡锦涛访日时的说法：“没有日本的ODA援助项目（日本经援和日元贷款），就没有现在中国的现代化。”作者应该回答：胡锦涛这类讲话，之前为何从未在中国国内媒体上刊载？中共当局究竟要隐藏什么？是否等于揭穿：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中共“治国有方”，而在于日本的经济援助？

作者进一步阐述：“中国当前最急需、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不是夺回钓鱼岛，而是“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对应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各种严峻的挑战。”这种唯经济论、唯发展论，已经讲了三十多年，老生常谈，并无新意。

且不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高居世界第二位，就说中日经济关系，如今，日本对中国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依赖，每当中方因钓鱼岛之争或政治摩擦而限制赴日中国游客量之时，都能给低迷的日本经济带来不轻的损害。换言之，拿经济关系来说事，不仅明显过时，而且十分勉强。

作者宣称：“如果在现阶段提前提出解决钓鱼岛问题，与日本彻底闹翻，只能使中国失去战略发展的机遇，做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后悔莫及的蠢事。”试问：什么阶段能提出解决钓鱼岛问题？过去还是未来？事实就是，当日本实际占有钓鱼岛已近百年、中共领导人公开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长达几十年，试图要再将钓鱼岛划入中国版土，岂非痴人说梦？

作者断言：“香港、台湾、大陆所谓的保钓人士所做的登陆钓鱼岛行动，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都不是爱国行为，而是害国行为。”谁爱国？谁害国？显然不能由作者一人或党报一家说了算，只有将事关主权的政府行为也都摊到阳光下，才有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至于作者写出“从美国称霸世界，想打谁就打谁、想灭亡谁就能灭亡谁的残酷现实看……”以及“把日本企业推向越南这样恶毒的国家”等文字，又可见，试图在一方面展示理性的作者，却在另一方面丧失了理性；以愤青的姿态反嗜愤青，不过是彼此彼此、半斤八两。

该文作者韩晓清，系中共党报《人民日报》驻日本分社社长、日中新闻社社长，乍看该文，属于作者个人感受；细看之下，才发现，又是“奉旨”而做的“功课”，通篇之意，都是劝谕国民，千万不要给政府添乱。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