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记述帝尧治国非常简略，记述虽简， 然其治国大义却赫然昭示其中，垂教后世数千年而不衰。

【人民报消息】《尚书‧尧典》记述帝尧治国非常简略，主要记载帝尧制定历法节令及其选贤任能、公开选拔考察帝位继承人两件事迹。记述虽简，然其治国大义却赫然昭示其中，垂教后世数千年而不衰。 《尧典》开篇简要记述了帝尧的功德政绩。 帝尧，名放勋。他严谨明达，深思熟虑，仪态文雅温和，容貌恭谨严肃，谦己礼贤，自身的道德合通天地，光耀四方。然后把自己的美好品德推广开去，使自己的氏族部落成员和睦亲善。再更大范围的推广开去，厘定部落联盟百官的职守，百官都尽职尽责了，各部落间也就亲善了，然后再推广到整个部落联盟的全体成员，于是各部落之间、各部落内部成员之间无不亲善和睦。于是万邦协和，万民亲善，而后天下大平。 由此可见，帝尧治国，首先是修明自身，使自己的道德境界合天配地。然后把自己合通天地的美好品德逐步的推广开去，率领百官及其部落联盟的全体成员一律尊天向道。此所谓“尧帅天下以道而民从之”。于是，万邦协和，万民亲善，天下大平。开创令孔夫子心向往之的“大道之行”的英明盛世。 “大道之行”的盛世其实质就是天道盛行的时代，帝尧深知天道恒昌、天命不可违的宇宙法则，因此，其治国的首要事务便是探知天道，推算历法，敬顺天道，修道教民。 《尧典》所记帝尧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历法节令。 帝尧命令羲氏、和氏四兄弟掌管制定历法事宜，并详细交代观天察地、制定历法节令的准则，要求他们敬顺上天，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推算历法，慎重地教导百姓农业耕种的季节。 并命令羲仲住在东方的炀谷，每天恭敬地迎接朝阳的升起，明察并安排好春季的农耕生产。春分这一天昼夜长短相等，黄昏时分天鸟星出现在正南方的天空，把此时确定为春季的第二个月。这时农民都分散在田野里耕种，鸟兽也开始交配繁殖。 帝尧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的交趾，明察并安排好夏季的农事，恭敬地主持夏季的祭祀。夏至这一天白昼最长，黄昏时分火星出现在南方的天空，此时便确定为夏季的第二个月。这时农民继续在田野干活，鸟兽的羽毛也因脱落而稀疏。 帝尧又命令和仲住在西方的昧谷，恭敬地送别夕阳的西落，明察并安排好秋天的收获事宜。秋分这一天昼夜一样长，虚星出现在天空，以此确定秋季的第二个月。这时农民安乐和悦，鸟兽新长的羽毛也很舒适漂亮。 帝尧又命令和叔住在北方的幽都，辨别观察太阳向北运行的时刻，冬至这一天白昼最短，黄昏时分昴星出现在北方，以此确定冬季的第二个月。这时人们入住屋内，深居简出，鸟兽又长出又密又软的细毛。 帝尧说：“啊！你们羲氏与和氏，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你们得用闰月的办法来校正构成一年的四季节候。以此来厘定百官的职守，各种事情也就都可以兴办了。” 上述《尧典》的这段记述比较长，也很详细。帝尧精心安排羲、和兄弟掌管历法，并仔细交代推算校正历法节令的具体标准与方法，交代了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昼夜的长短变化，星宿的具体位置，人们的农事活动、起居变化和鸟兽的变化等；要求他们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变化，确定四正──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推算历法，教民按天时季节农耕；吩咐他们敬顺上天，每日敬迎日出，恭送日落，恭敬地奉行祭祀事宜；运用闰月的办法校正好一年四季的天时节令。 帝尧对历法为何如此重视？这段记载的最后给出了答案：要根据历法节令来厘定百官的职守，兴办人类社会的各种人事。因为在帝尧的治国法则中，一切都得以天道为准绳。 作为古代圣王，帝尧深知天道对人类社会的一切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百姓的农事安排、起居活动以及百官的职守都必须遵从四时节气。四时节气正则一切正，四时节气不正，人类社会的一切就都失去恒定不变的准则而天下大乱了。所以以天道化育天下万民就成为人君人臣治国为政的根本大法。 立身于天地之间的君臣，第一要务便是闻知天道，然后严格按照天道标准修持自身，然后再按照天道也就是人之自然秉性化育天下万民。古人的一切作为，都是先观天地，后定人事。自古流传下来的人类社会的一切典章制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以及一切礼仪风俗，都是古人根据天时、地利而制定的。古时，人的一切举措都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于是，敬奉天时，以人合天，就成了古代圣贤身体力行并谆谆垂教后世力求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天人合一”。 然而，天道是什么？天地不言，天命天道，人何以知之？上天的旨意是通过日月星辰的运行与自然界的变化展示给人类，让人类去观察去悟的。帝尧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把推算制定历法作为国家最最重要的头等大事，把人们不易觉察的天道规律变成能够遵从践行历法节令，让历法节令融入人们的一切言行视听之中，成为人人自觉遵行的心法约束。于是，人顺天，天佑人，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矣。 历法节令中所体现的正是帝尧时代对天道的准确探知，因此说，帝尧重视历法节令的实质，就是对天道的敬重与顺从。 “尧帅天下以道而民从之。”人君合天，则政通人和；庶民合天，则身修家齐；百官万民都自觉以天道规律为心法而自警自律，人君自然也就“垂衣裳而天下治”了。因此尧舜大治之世，天下无刑法，有的只是人心向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一派和乐融融的大同景象。 帝尧所探知的天道规律，所制定的历法节令，几千年来一直被华夏子孙们奉若至道圭臬，归正着人们的言行视听。自天子以至于庶民百姓，全都奉天命为至尊，深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从不敢肆意妄为。百姓的言行视听、起居变化，包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不以天道节令为准，尤其是春耕、夏作、秋收、冬藏等农事安排，至今仍然严格以四时节气为指导，不敢有丝毫误差。即便是万民之上的皇上，下诏书时都不敢妄自尊大，在“皇帝诏曰”之前总要加上“奉天承运”四个字，向天下人明示此诏书是奉了上天的旨意，而不敢存皇上一己的私意。新年伊始，皇上的首要事务就是祭祀天地神灵，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家的大小事务，皆以四时节令为准，以不误农时、不误民生、不耽误万物生长的节令为准，即便行刑处决罪犯，也必须等到天地的肃杀之气到来、万木凋零的秋天之后，是所谓“秋后问斩”。 就是说，帝尧以降，历代帝王以至于万民百姓，始终都有一个高悬于头顶之上的至公至正的准则──天道规律。正是这个准则保证人类社会的道德维持在天神允许的水平上，使人类能够顺利走到历史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