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近年來，中國高考報名人數出現連年下降的顯著趨勢。根據中共教育部數據，2025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為1335萬人，較2024年歷史高峰的1342萬人減少7萬人，這是近八年來首次下降。
進入2026年，這一下降勢頭延續，報名人數進一步回落至1290萬人，較上年大幅減少45萬人。這一數據變化打破了2018年以來持續增長的格局，從975萬逐步攀升至1342萬高峰後，轉向下行。
表面上看，這與高考統計口徑調整、中職學生就業分流以及適齡人口波動有關，但深層根源在於大陸嚴峻經濟現實帶來的學歷貶值沖擊，以及由此引發的家庭教育選擇、預期轉向和社會價值重塑。這一從教育領域內的異常現象，卻折射出中共整個經濟面臨風險考驗、社會結構開始動蕩的微妙信號，值得外界關註。
中共高考曾被視為莘莘學子改變命運的階梯，上大學意味著階層躍遷，承載著無數普通家庭的希望。從恢複高考到高等教育大眾化，中國用短短幾十年時間超額超量完成了從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的轉變。
隨著高校擴招，本科院校數量激增，研究生擴招規糢驚人，每年大學畢業生從百萬級躍升至千萬級。然而，當經濟下行，就業需求嚴重縮水時，高校持續擴招形成人才供給過剩，大學學歷的含金量迅速稀釋。2025-2026年的連續下降，正是這一貶值過程在報考端的直接映射。越來越多的家庭開始重新計算孩子教育的投入產出比：四年大學乃至更長的研究生教育，是否還能帶來穩定的回報？連一份工作都不保，家庭砸重金買來的一紙文憑，只不過是一筆負債消費憑證而已。
數據拐點背後的冰冷現實
回顧歷史數據，2018年至2024年，高考報名人數呈現穩步增長趨勢，從975萬、1031萬、1071萬、1078萬、1193萬、1291萬，直至2024年的1342萬峰值。這一增長部分得益於人口紅利延續和教育普及，但也包含職教高考統計納入等因素。2025年的1335萬和2026年的1290萬，標志著高考報名人數下降拐點出現。
盡管對應2026高考的2008年出生人口約1068萬，較前幾年略有增長，但實際報考人數卻逆勢下降。這說明直接導致高考報名人數下降的因素中，並非人口結構變量。官方分析提到三個常規原因：統計口徑變化、中職畢業生就業意願增強，以及高等教育普及導致部分學生轉向其他路徑。然而，這些解釋未能觸及核心——學歷貶值正在侵蝕高考的吸引力。
學歷貶值正在侵蝕著許多家庭的高考夢
學歷貶值是高等教育擴張與經濟結構失衡的產物。上世紀90年代末的大學擴招，制造了供給過剩。一方面，每年超過1200萬大學畢業生湧入市場，2025年達1222萬，今年達到1270萬歷史新高，青年失業率長期維持在15%-20%高位。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陣痛，房地產下行、制造業外移、消費疲軟，就業市場需求嚴重萎縮。企業驚現倒閉潮，房地產、教培行業一蹶不振，上下游數千萬崗位消失。2025年受美國關稅政策影響，數百萬家出口導向企業面臨重創，東莞、深圳、長三角等地工廠空置率上升，鞋服、塑料註塑、家具等勞動密集型行業損失嚴重，訂單幾近歸零，70%企業虧損，停產、老板跑路案例頻發。2024年餐飲業有近300萬家餐廳倒閉，2025年壓力延續。2026年，快遞、外賣行業出現嚴重內卷，1600萬騎手過剩。上海北京一線城市城市商超大量倒閉，零售行業慘淡經營。此外，民營醫院、幼兒園、公交系統等均受人口結構萎縮和財政虧空影響而大規糢關停、停運。
在這一背景下，學歷不再是就業市場的通行證。過去，本科學歷是進入中產的門檻；如今，即便211、985畢業生，也是千人難求一崗。北大、清華等頂尖高校畢業生讀研比例從50%左右升至66%，普通院校畢業生轉行做銷售、外賣或靈活就業比比皆是，博士生應聘輔警、碩士生做清潔工的案例也屢見不鮮。智聯招聘等平臺數據顯示，碩士及以上學歷求職成功率降至44.4%左右，部分非雙一流院校研究生就業率更低。
雙重壓力直接反饋到報考端。部分家庭選擇讓孩子早日進入職業教育軌道，或直接就業，讀普通本科已經不再是改變命運的黃金通道，而是普通家庭的一個投資黑洞。
家庭經濟不堪重負
高考報名人數縮水，居民家庭經濟負擔過重也是一個原因。近年多地高校學費大幅調整，漲幅10-54%不等，部分省份的大學就讀專業迎來「萬元時代」。原因是地方政府財政吃緊，土地財政萎縮、債務壓力大，教育財政撥款增速放緩甚至下降，但高校辦學成本，師資薪金、基建項目、設施設備採購、教學科研經費、物業管理等都費用都在上漲，但財政支持不足，只能提高招生入學學費和學生住宿費。對普通家庭而言，四年大學支出輕松超過10-20萬，相當於中低收入家庭數年積蓄，農邨家庭的孩子更是支付不起。
在經濟壓力下，部分家庭選擇讓孩子早就業或走職業教育路徑，規避了教育負債風險和投資投資回報不確定性因素。
階層固化與權力導向讓家長望而卻步
中共社會階層固化現象已經嚴重的影響到了教育發展和社會結構分化，教育本身就是中共竊政後丟給下層人的一塊似乎可以敲開上流社會大門的敲門磚。表面上看上去，教育作為躍龍門通道也具有了一定開放性和公平性。
但是實質上，普通家庭一個孩子真的要想通過高考改變命運，躋身上流社會，幾乎整個家庭的幾代人都要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投入大量金錢、精力與時間，從幼兒園小班開始，就要投資各種不補習班、輔導班，給老師送紅包送禮拉關系拉人情，中學後還要買高昂的學區房，上大學了整個家庭還要把一層皮，這還不是關鍵，關鍵是你和你的孩子都要圍繞著中共教育系統給你設定的共產價值觀來迎合洗腦，主動接受學校的政治灌輸通過政治審查，基本上經過大陸學校教育出來的孩子，大多數人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其行為糢式背離普世價值，幾乎淪為中共的小粉紅和知識幫兇。
即便這樣，作為普通家庭，在一個以權力為導向的社裡，孩子所享受的教育資源，遠遠不及中共權貴、體制內家族、富家子弟所占有的資源。無論你在學校怎麼努力和優秀，畢業後的就業選擇與未來去向和發展空間，和真正趙家人子弟無法相比。尤其在目前經濟下行期間，普通孩子想進事業單位、做公務員、進壟斷性優質國企，難上加難，權貴家族通過關系一個電話、一頓飯局就解決問題，中共社會一切圍繞權力轉，導致拼爹效應遠勝於拼成績。經濟下行時，好崗位更向既有優勢群體傾斜，普通人挫敗感增強。
底層家庭失去信心和希望後，教育投資意願自然下降，農邨和普通家庭出身大學生就業率明顯低於城市背景者，讀書無用論重新抬頭，這不只是教育本身問題，而是中共整體社會階層固化、分配機制嚴重扭曲的反映。
高考報名人數下降是多因素迭加結構性震動，並非單純人口下降，深層看，是經濟停滯、教育成本上升、教育資源流動性枯竭等因素削弱教育投資熱情。當普通人覺得「努力無用」時，高考這一制度也將面臨躺平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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