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报导）澳洲重量级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旗下评论平台《译者》（The Interpreter）7月8日刊登前澳洲驻中共国大使葛林森（Graham Fletcher）的评论文章指出，尽管北京持续宣称“永不称霸”，但其近年在外交、经济、军事及法律等领域的一系列作为，显示中共正积极扩大全球影响力，意图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并重塑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葛林森结合多年驻中外交经验，分析中共如何透过经济胁迫、司法管辖权延伸、资讯宣传以及军事力量扩张，逐步推进其全球战略布局。
这篇评论源于澳洲总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日前的一番谈话。艾班尼斯表示，中共正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长远目标在于追求区域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葛林森认为，这项判断符合北京近年来的政策走向。他指出，中共一方面持续宣扬“永不称霸”等官方论述，另一方面却在经济、科技、军事与地缘政治等领域不断扩张影响力，两者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也是国际社会愈来愈关注北京战略意图的重要原因。
“永不称霸”只是口号？北京争霸野心现形
长期以来，中共始终对外宣称奉行“和平发展”，并一再强调中共国因历史与文化传统不同，不会走上西方强权追逐霸权的道路。然而，葛林森直言，这套官方叙事与北京近年的实际作为背道而驰。从外交、经济到军事布局，中共一方面高喊“永不称霸”，另一方面却持续扩张自身影响力，企图改写现行国际秩序，两者形成鲜明反差。
葛林森指出，北京几乎将所有攸关国家实力的领域都视为竞逐目标，包括工程、尖端科技、制造业、军事力量、人工智慧（AI）及太空探索等，无不力求占据全球领先地位。这股野心建立在中共庞大的经济体量、国家高度动员能力，以及中共对自身制度优越性的高度自信之上。近年北京更不断宣扬“中国式现代化”及“科学社会主义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官方论述，试图为其制度竞争提供理论正当性。
葛林森认为，中共不仅致力于提升自身国力，更积极向“全球南方”国家推广其威权治理模式，宣称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现代化道路。官方宣传甚至将其制度塑造成“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及“人类文明新形态”，试图扩大北京在全球治理与国际话语权上的影响力。
他并指出，北京近年大力推动建立所谓“自主知识体系”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希望降低西方学术理论的影响力，建立符合中共政治叙事的知识框架。然而，其奉为立党根本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源自欧洲，这种一面批判西方、一面依循西方思想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做法，也凸显其中的矛盾。
从市场到稀土：北京将优势化为胁迫工具
葛林森指出，各国在外交上都会追求自身利益，但北京的作法与一般国家存在明显差异。中共经常将所谓“核心利益”无限上纲，并作为对外施压的政治杠杆。每当双边关系出现摩擦，北京便将经济利益与政治要求紧密绑定，透过市场准入、投资、贸易等手段迫使他国让步；同时，不断扩大“一个中国”原则的适用范围，持续收紧对各国政府言论与政策的容忍界线。
葛林森认为，与过去多半透过非正式方式施压不同，北京近年已逐步将这套胁迫模式制度化、公开化，并扩大运用于外交政策。
• 制裁制度化：中共近年相继制定《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建立针对外国政府、企业及个人的反制裁机制，将经济与法律工具纳入外交施压体系。
• 医疗物资政治化：新冠疫情期间，北京曾因“口罩外交”及疫苗供应等议题备受争议，被批评将急需的医疗物资与外交立场相互连结，借此扩大政治影响力。
• 稀土供应武器化：凭借在稀土与部分关键矿物供应链的优势，北京近年多次祭出出口限制，将战略资源作为外交与经济施压工具。由于稀土广泛应用于国防、半导体、电动车及高科技产业，日本、美国及欧洲等国均积极推动供应链去风险化，以降低对中共国的依赖。
葛林森认为，北京一再宣扬建立“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体系，但其近年频繁运用贸易、投资、关键资源及法律工具作为外交施压手段，反映出其对外政策愈发倾向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也使外界对其“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等官方论述产生更大质疑。
拒绝仲裁、军事化南海：北京强推扩张战略
在领土与海洋争议上，葛林森认为，北京的扩张思维展露无遗。以南海为例，原本各方可透过外交协商与国际法机制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并建立区域互信；然而，中共却选择以实力改变现状，不仅拒绝接受2016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否定“九段线”主张的裁决，更持续强化对南海的实际控制。
葛林森指出，北京近年透过大规模填海造陆、兴建机场、港口及军事设施，将多处岛礁军事化，并持续派遣海警、海军及海上民兵在南海海域执法与巡弋，对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声索国形成长期压力。同时，北京亦透过国内立法及法律论述，试图以自身主张凌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为其海洋扩张寻求法理依据。
葛林森认为，北京在南海问题上的作法，不仅削弱国际法的权威，也加深区域国家对其战略意图的疑虑。在他看来，北京真正的目标并非维护既有国际规则，而是取得规则制定权与解释权，使国际秩序逐步朝有利于中共的方向重塑。
司法扩权与舆论渗透：北京将管辖权伸向全球
葛林森指出，北京近年不仅透过军事、经济手段扩张影响力，也积极将国内法律与执法权延伸至境外，借此扩大对海外异议人士及外国机构的影响。他表示，中共一方面持续施压各国遣返流亡人士，另一方面亦被指透过跨境执法、海外警务据点及情报网络等方式，对海外异议人士进行监控与威吓，引发民主国家高度警觉。
葛林森认为，北京近年更试图透过法律制度扩张其域外管辖权，其中包括：
1. 《香港国安法》：该法具有域外效力，即使非香港居民在海外从事北京认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也可能成为执法对象，引发国际社会对长臂管辖的广泛质疑。
2.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法律条文将部分境外组织及个人纳入规范范围，反映北京有意将涉及民族、国家统一等议题的法律影响力延伸至境外。
除了司法扩权，北京也积极将其言论审查模式向海外延伸。葛林森指出，凡是与中共官方叙事相抵触的外国政界人士、媒体、学者及研究机构，均可能面临外交抗议、制裁、拒发签证或市场施压等手段。近年，多国因学术自由及政治影响力疑虑，陆续关闭孔子学院或终止合作，使其海外影响力有所下降；北京则转而加大对海外媒体、数位平台及全球南方资讯网络的投入，试图扩大符合官方叙事的国际传播能力与话语影响力。
葛林森认为，北京推动的不只是法律的域外适用，更试图将中共的政治标准与言论禁区延伸至国际社会；这种跨越国界的司法与舆论扩张，不仅挑战各国司法主权，也进一步模糊民主社会与威权体制之间的制度界线。
结语：北京野心不容低估 西方勿抱不切实际幻想
最后，葛林森强调，中共正持续挑战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北京透过推动“全球倡议”等外交布局，试图削弱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合作网络；同时积极扩大金砖国家（BRICS）的影响力，将其打造为推动自身外交目标的平台。此外，中共也加强与俄罗斯、北韩、伊朗等与美国存在重大战略矛盾的国家合作，借此宣扬“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论述。
葛林森指出，中共的对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重现历史上崛起强权的典型模式——利用经济实力、军事能力与政治影响力，逐步扩大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他警告，“关键在于，中共国并没有特殊性，也不应期待它会例外。”换言之，北京并不会因其自身宣称的历史文化特征，而避开大国竞争中的权力逻辑。
葛林森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实力仍有限时便已展现出强烈的战略扩张意图，国际社会便不能对其未来行为抱持不切实际的期待。若北京进一步取得更大的全球影响力，其对国际规则、外交关系及安全秩序的塑造能力，也将随之增加。因此，如何理解中共的战略目标，并在现有国际框架下作出有效回应，将是民主国家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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