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
麗君編譯報導）毛澤東逝世50年，他的統治時代雖已遠去，但其建立的極權體制與政治毒素並未隨之消失。美國政治評論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9月9日刊登六四天安門事件倖存者、前中國政治犯楊建利（Jianli Yang）的專文，剖析毛澤東如何以個人崇拜、政治清洗、思想控制與群眾鬥爭重塑中國政治文化，以及這套極權統治邏輯如何在毛死後延續，並在習近平治下進一步強化。
血腥遺產：毛式極權葬送數千萬生命
報導指出，毛澤東於1976年9月9日逝世。從中共1921年成立到1949年奪取中國政權，毛投身革命近28年；此後直至去世，又統治中國近27年。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豪邁詩句。他最終未能活到百歲，但由他建立並推向極致的極權統治模式，卻在他死後半世紀仍未退出中國政治舞台。
毛澤東留下的第一筆血腥遺產，是以革命與階級鬥爭之名製造的大規模死亡與苦難。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反右運動、大躍進及其釀成的大饑荒，再到文化大革命，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將整個社會捲入清洗、鬥爭與恐懼。其中，僅大躍進及大饑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學界估算便達數千萬人；其他政治運動同樣造成大量死亡、監禁、酷刑、迫害與家庭離散。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則在飢餓、政治恐懼、財產剝奪、人格羞辱與相互揭發中度過漫長歲月。
然而，死亡並非毛澤東留下的全部遺產。更深層、也更難清除的傷害，是他將個人崇拜、階級鬥爭、政治暴力、思想控制和對最高權力的絕對服從，塑造成一整套統治邏輯。毛澤東死了，但孕育毛式政治的制度土壤並未被徹底清除；半個世紀後，這片土壤仍在影響中國政治的走向。
鬥爭哲學：將殘忍包裝成革命美德
楊建利在文中指出，毛澤東留給中國的，不只是一套意識形態，更是一種殘酷的政治生存法則——人生就是鬥爭。在這套邏輯下，政治對手不再只是意見不同的人，而是必須被打倒甚至消滅的「敵人」；規則可以因權力需要而改寫，殘忍被塑造成力量，慈悲反被視為軟弱；政治忠誠凌駕專業與良知，而謊言只要由權力不斷重複，也能被強行塑造成「真理」。
這套毛式政治最危險之處，在於「敵人」從來沒有固定界線，定義權始終掌握在最高權力手中。今天的革命同志，明天可以成為「反黨分子」；昨天還被稱為「人民」的人，轉眼就可能淪為「階級敵人」。知識分子、幹部、農民乃至毛昔日的政治盟友，都可能隨著政治風向改變而成為下一輪整肅對象。當最高權力凌駕於法律與制度之上，誰是「人民」、誰是「敵人」，便不再由事實與是非決定，而由掌權者說了算。
更具欺騙性的，是暴力往往披著崇高政治口號的外衣。剝奪財產可以宣稱是「階級革命」，打壓異議可以包裝成「人民的意志」，摧毀既有秩序則被宣稱是建立「新世界」的必要代價。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套鬥爭哲學被推向極端。毛澤東號召「炮打司令部」，大批青年被捲入紅衛兵運動；學生批鬥師長、親友相互揭發，抄家、羞辱、毆打乃至殺戮，都曾在「革命」旗號下發生。政治暴力於是不再只是國家機器自上而下的鎮壓，而被擴散成一場席捲社會的群眾性迫害。
這也是毛式極權最深層的破壞：它不只要人服從權力，更企圖讓權力壟斷善惡的定義。當告密被稱為忠誠、羞辱被視為革命、殘忍被讚揚為堅定，而拒絕迫害他人反可能招致政治懷疑，一個社會最基本的是非界線便遭到顛倒。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亂最終沒有終結毛澤東的最高權威；相反，在個人崇拜、政治恐懼與群眾鬥爭相互作用下，對毛的個人崇拜被推向極端。楊建利認為，這種將鬥爭置於規則之上、將忠誠置於良知之上、將權力置於真相之上的政治文化，才是毛澤東死後仍未消散的深層遺毒。
道德淪喪：從革命不擇手段到利益不擇手段
文革落幕、改革開放啟動後，中國告別了毛時代無休止的群眾政治運動，卻沒有真正告別毛式政治留下的毒素。楊建利指出，在毛時代，「革命」被置於道德與規則之上，只要宣稱目標正確，欺騙、背叛、迫害乃至暴力都可以找到政治上的正當理由。當革命狂熱退潮，金錢、權力與仕途成為新的競逐目標後，這套「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的生存邏輯並未隨之死亡，而是可能從「為革命不擇手段」，變形成「為利益與晉升不擇手段」。
真正被毛式政治摧毀的，不只是某一套傳統價值，而是人們對規則本身的信任。當一個體制長期示範真相可以服從政治需要、原則可以隨權力改寫、忠誠可以凌駕良知，而說謊、告密與背叛只要服務於「正確」目標便可能得到獎勵，留下的必然不只是政治創傷，更是深刻的犬儒主義。楊建利認為，這種政治文化進一步侵蝕社會信任：誠實可能被視為不諳世故，堅守原則可能被嘲為天真，同情被當成軟弱，而懂得鑽營、逢迎甚至不擇手段，反而可能成為某些權力與利益競逐中的生存本領。革命的旗幟換了，手段至上的邏輯卻沒有因此消失。
更關鍵的是，中共在毛死後選擇修正政策，卻沒有徹底清算製造災難的權力體制。鄧小平時代逐步放棄毛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以經濟發展取代持續革命；然而，對毛澤東的歷史清算始終被設定了不可跨越的政治紅線。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承認文化大革命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並造成嚴重災難；但同一份決議仍維持毛的政治地位，強調其「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中共因此形成一套極具矛盾的官方敘事：可以承認浩劫，卻不能徹底否定製造浩劫的領袖；可以批判錯誤，卻不能讓追責深入到孕育錯誤的權力結構。
這種被刻意劃定界線的「清算」，留下了一個至今未解的政治悖論：文化大革命可以被定性為災難，發動文革的毛澤東卻仍被供奉在中共政治象徵的核心。半個世紀後，巨幅毛像依然懸掛天安門城樓，毛的遺體仍安放在北京政治心臟地帶的紀念堂內。這不只是歷史符號的保存，更凸顯中共對毛澤東歷史定位的根本矛盾：若徹底追究毛式極權何以釀成如此巨大的災難，就無法迴避其背後的制度問題——最高權力缺乏有效制衡、政治忠誠凌駕法律，以及執政黨對政治權力與歷史解釋權的壟斷。改革開放改變了毛時代的許多政策與統治方式，卻從未以終結中共一黨政治壟斷為目標；相反，維持中共對最高政治權力的控制，始終是不可逾越的制度底線。因此，毛式政治賴以滋生的部分權力條件並未成為單純的歷史遺跡，而是以不同形式延續於中共的政治體制之中。
毛澤東因此從未真正被埋葬在歷史之中。被否定的是部分政策與災難性後果，被保留下來的，卻是孕育毛式政治的權力土壤。當這片土壤沒有被徹底翻除，毛主義便不必原封不動地復活；只要政治條件成熟，它所熟悉的個人崇拜、思想控制、忠誠政治與權力集中，就可能換上新的時代語言重新出現。
歷史諷刺：習近平重拾毛式強權
歷史最尖銳的諷刺，莫過於毛式政治曾經吞噬習近平自己的家庭，卻沒有阻止他在掌權後重新強化其中若干核心統治邏輯。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1962年遭到整肅，文革期間更受到嚴重迫害；年少的習近平本人也遭受政治衝擊，1969年被下放陝西梁家河，在農村度過多年。然而，親歷毛時代政治風暴並未使習近平在掌權後與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切割。相反，自2012年上台以來，他不斷強化最高權力集中、意識形態控制、政治忠誠與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使中國政治重新呈現若干鮮明的毛時代特徵。
楊建利指出，習近平承襲的並非毛時代所有政策，而是毛式權力政治中最具延續性的部分：不斷劃分敵我、強調「鬥爭」、要求政治忠誠，並將黨的領導置於國家制度與社會治理之上。習近平更將「鬥爭」重新提升為中共政治語言中的關鍵詞，反覆要求全黨「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在這套政治邏輯下，「鬥爭」不再只是毛時代博物館裡的歷史口號，而重新成為整肅黨內、壓制異議、收緊意識形態控制以及應對外部競爭的重要政治語言。
習近平不是毛澤東，今日中國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時代的中國。市場經濟沒有被全面廢除，群眾性階級鬥爭沒有原樣重演，習近平統治中國的工具與毛時代也已有巨大差異。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歷史是否原樣重演，而是支配權力運作的某些核心邏輯是否延續。楊建利認為，在毛與習的政治實踐之間，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權力脈絡：政策可以轉彎，口號可以更換，意識形態可以因時調整，但中共對最高政治權力的壟斷不能受到挑戰。市場可以利用，馬克思主義可以重新詮釋，民族主義可以被動員；真正不可讓步的，是黨對權力的控制。
這也使習近平的個人經歷呈現出格外沉重的歷史反差：一個家庭曾經承受最高權力失去制衡所造成的政治迫害，數十年後，這個家庭走出的最高領導人卻沒有以制度制衡防止悲劇重演，而是進一步強化權力集中與政治忠誠。受害者的記憶沒有轉化為限制權力的制度，反而與強人政治重新交會。這不只是個人命運的諷刺，更凸顯中共從毛時代延續至今的一個根本問題：最高權力如何受到真正而有效的約束。
毛澤東最持久的政治遺產，因此未必是早已破產的計劃經濟與「繼續革命」，而是讓權力凌駕規則、忠誠凌駕是非、鬥爭凌駕人性的統治邏輯。毛時代曾以革命之名將這套邏輯推向災難性的極端；到了習近平時代，其中若干核心特徵又在新的政治、經濟與科技條件下被重新強化。習近平沒有讓毛式政治成為封存在歷史中的遺物，而是讓人再次看見：只要不受制衡的權力結構依然存在，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陰影就不會隨毛澤東本人一起埋葬。
全球警示：文明與極權野蠻只有一線之隔
文章最後將毛澤東留下的警示推向中國之外。半個世紀後的中國擁有摩天大樓、高速鐵路、人工智慧與太空科技，物質與科技面貌早已不是1976年的中國；然而，現代化並不等同於政治文明的現代化。當「鬥爭」、敵我劃分、絕對忠誠與強人崇拜重新進入政治核心，再先進的科技與經濟成就，也不能自動阻止權力倒退。
楊建利警告，毛式政治真正危險之處，也不只屬於中國。當一種政治文化開始獎勵欺騙、陣營忠誠與對強權的崇拜，政治對手就容易從可以競爭、辯論的人，逐漸被塑造成必須擊敗甚至清除的「敵人」；事實不再依證據判斷，而依陣營決定真假；法律也可能從約束權力的規則，退化為權力打擊對手的工具。當這些界線逐一崩解，文明社會賴以維繫的信任、寬容與法治也會隨之受到侵蝕。
這正是毛澤東逝世50年後留給世界最沉重的警告：極權並不總是以革命、暴力與獨裁者的面貌突然降臨，它也可能從對謊言的默許、對異議的不容、對政治強人的迷戀，以及「只要我方勝利，任何手段都可以接受」的心態中逐步滋長。當政治忠誠凌駕真相，勝負凌駕規則，權力凌駕人的尊嚴，文明與野蠻之間原本看似牢固的界線，就可能一步步被侵蝕。
毛澤東已逝世半個世紀，但真正需要埋葬的，從來不只是一個獨裁者的肉身，而是讓獨裁得以滋生的政治文化——對強權的崇拜、對謊言的服從、對敵人的製造，以及為達目的可以犧牲一切的鬥爭哲學。只要權力仍能凌駕真相與規則，只要人們仍願意以「正確」的目的為不擇手段辯護，毛澤東留下的警告就不會過時。極權最危險的遺產，不只是它曾經製造多少死亡，而是它能讓一個社會逐漸習慣謊言、接受仇恨，最後把對強權的服從誤認為秩序，把對異議的壓制誤認為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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