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文汇报》一则小消息，忽然把答案送给了我们──2000年月1月4日的《文汇报》说：“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164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9千多元；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今17万5千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1万4千多元；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分，9年收入相当于今210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5万元以上。”这也就是说，鲁迅从32岁到56岁逝世的24年中，总收入相当今日人民币374万元，9年自由撰稿人时收入210万元，比当公务员的14年还多46万元；月收入比当公务员时多4倍多，和今天的公务员相比，其月收入高出4-5倍，与今天的自由撰稿人相比，其月收入至少多出5-9倍。

近来有不少传媒在为几个大学名教授年薪可拿10万人民币而兴高采烈，可看看鲁迅当年是如此百万富翁，其月收入比今日个体老板也不差，人就似乎一下子无力那样欢欣鼓舞了。今日中国最顶级的文化大师，其收入也不可和鲁迅相比，而鲁迅这一收入，在当时并非绝无仅有，一般的文化名人都有差不多甚至胜过这数字的收入。

一个社会能让体制外思想者有比较富裕的收入，过上小康生活，这个社会一定会走向进步。这是鲁迅也是“百万富翁”的深刻启示。因为，鲁迅并非一个老实听话的顺民文人，他“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始终与当局执政者不合作，始终是一个体制外思想者，甚至也涉嫌“体制外行动者”。日本学人增田涉在《鲁迅传》中说鲁迅曾自述：“在对清朝的革命运动兴盛时期，我跟革命的土匪颇有往来”（《鲁迅回忆录》[专著]P1395），后来，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却支持与政府对抗的北师大学潮，担任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却到处宣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公开反对执政党国民党清党，尽管此时夫人许广平还是国民党员。以致于先后被免去佥事，丢掉北大等大学讲师、教授和“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公职，最后竟成为“堕落文人”──自由撰稿人──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辑。但是，就在执政者当局如此严酷的政治打击下，鲁迅居然能够过上中产阶级生活──月收入5万元！鲁迅最后的9年虽然是完全没有稳定工资的自由撰稿人，虽然有政治风险，但经济上却收入颇丰，小康有保障──不仅自己可以天天好烟好酒好茶好点心，每餐有“五六个碗碟”，自称“我也过着这样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同上P1389），可以常常请客，常常资助文学青年，可以实践他“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为了进化”的轫性战斗精神。

官方意志，这是20世纪上半叶文化人的自由生存特色，也是20世纪后半叶所不可企望的文化发展环境。反右、文革，通行的惯例都是，政治上一打倒，工资马上降级或停发，基本上是没有官方认可的政治地位，也便没有了糊口的基本生存经济来础？梢陨柘耄偃袈逞冈诘惫裨笔保?府不许可他业余到北大、北师大等八校兼职当讲师，他就不可能写出《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文章，他也更不可能在《新青年》上发表反官方思想的杂感与小说；如果后来在撤掉他佥事，禁止他当教授、特约撰述员后，同时也禁止各报刊出版公司发表鲁迅的文章、著作，那么鲁迅也就没有生活来源，也就不可能写下那么多“不合作”的投枪匕首杂文。

虽然后期鲁迅由于常遭新闻检查，不得不用了80多个笔名，但只要换名，同样的匕首投枪文章照样可登，这样的文化宽松，也依然是20世纪后半叶所不敢奢望的，时代的进步已到了“看文不看人”的严格管制水平。到这时已可明了，鲁迅的出现，其实是一种经济自由制度的产物。政治上再严，只要经济上还有活路，文化大师便仍可出现。否则，鲁迅后期的杂文无论如何不可能发表，鲁迅无论如何不可能卖文为生，更不可能成为可以资助青年的“百万富翁”。自然，这里的经济自由，必得包括传媒的自由发展；让传媒成为经济实体，成为文化产业机构，可能是产生文化大师至关重要的根本条件。

现代知识分子的立身之地就是现代传媒。鲁迅早已明断“文艺和政治的岐途”：“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鲁迅全集》七卷P114）这是铁的规律，古今中外，政治家都是要挤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为何有的时代有的国家有的社会却依然有文化大师产生，有的却又没有呢？鲁迅也是“百万富翁”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还有一点经济自由、市场经济，那么知识分子就还有一点活路──被政治家挤到市场经济里的体制外思想者，可以在那里等待“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有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同上P117）反右、文革只所以可使中国彻底成为“无声的中国”，没有一个体制外思想者能公开存在，关键就是当时的“红太阳”用“公私合营”、“人民公社”使中国第一次没有一丁点经济自由。伪现代化是从扼杀市场经济开始的。明此，我们若要文化大师，便必须有真正的经济自由，若要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便必然没有文化大师。二者必居其一，何去何从呢？据此可见，21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仍将无文化大师。因为，产生文化大师的真正的经济自由，还远未到来。

注：1、《鲁迅回忆录》分为“专著”与“散篇”两辑，每辑上中下三册，为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原载新世纪(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