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4日，蒙古外交部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大使许文益，通报9月13日凌晨2时许，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境内坠毁，乘员九人全部遇难，蒙方对此事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对此作出正式解释。
　　
　　当时中蒙关系刚刚解冻，坠机事件事关重大，许大使果断决定启用已尘封两年的外交长途专线电话，用了3个多小时才把这条重要消息传到中国外交部。按照国内指示，许大使和我以及两位译员第二天飞赴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考察。现场狼籍一片，九具尸体基本上是有头有脚的完整躯体，尤其是那具女尸，简直就是仰卧在那里熟睡的一个人，只不过脱光了衣服。我们将尸体以及散落在四周的手枪、文件等一一拍照。地上有一个嵌在塑料夹中的临时出入证，是空军大院正门和后门的，编号0002，没有贴照片，只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并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也，匆匆拍照了事。后来得知，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当时气温较高，经中方同意，蒙方士兵将尸体就地埋葬。
　　
　　随后，中蒙双方就飞机是军用还是民用、是侵入还是误入展开了长达五轮的激烈谈判。
　　
　　“九一三”事件真相大白之后，回头再看看关于“军”抑“民”争论的记录，的确就如同在埋葬死难者时，我们四个人毕恭毕敬地鞠躬默哀一样，使人感到有点好笑。我认为历史问题只能用历史眼光去看，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条件。国内通知使馆是，中国飞机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没有讲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驻外机构的代表必须坚决按照上级指示的口径进行交涉，不能做任何篡改。而我们在现场看到的飞机残骸上明明是中国民航四个大字，飞机的性质一目了然，况且，中蒙之间多年恶化的紧张关系刚刚开始缓和，彼此猜疑仍然很深。双方在会谈中的思想状态和言谈表现，反映了当时两国关系的现状。在三叉戟256号坠毁原因尚不清楚的情况下，蒙方一再强调飞机坠毁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造成的，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他们在回避什么，于是就更加重了对于飞机可能被击落的怀疑。而蒙方也怀疑这架军用民航机无端地进入蒙古领空，是否真的是迷失航向，还是搞侦察破坏活动。因此，他们就死死咬住“军”字不放。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抓住“民”字来应付，才能避免留给对方什么把柄。
　　
　　■奉调回国，周总理紧急召见福建厅

　　遵照国内的指示，9月20日上午9时，我登上了从莫斯科开来的我国的4次国际列车。
　　
　　列车9时28分离开乌兰巴托，穿过市南的山区，我看到铁路两旁的苏联军事基地，它们显得格外繁忙，气氛异常。离乌市七十多公里（铁路里程，直线距离约五十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上，已看不到无事闲逛和午间进行足球比赛的苏军大兵，代之的是进进出出的载重车辆。离后勤基地不远的一片几十个横卧的战备油罐群，不仅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还少见地加上了岗哨，说明都加满了油。离乌市100公里（铁路里程）的巴彦机场，飞机不断起降，空中一个个编队飞过，不像是日常的训练飞行。

　　而且，拉出机库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歼击机，都脱掉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一片亮锃锃的。

■林彪尸体

　　9月21日下午3时29分，列车准时抵达北京站，下车后我便被直接送到大会堂福建厅汇报工作。我一进门，蓦然间眼前一亮，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容，这不是周总理吗？我顿时感到心脏急促跳动，胸闷得有些出不来气。
　　
　　我首先汇报蒙方对中国飞机失事事件的态度和双方会谈的经过。总理听完，头仰枕在沙发上，半思索半自语地归纳蒙方态度的特点，然后抬起头来朝向我：“就是说蒙方还是比较友好的？”“是的，从几年来中蒙关系看，这次是比较友好的。”我回答。
　　
　　“好吧。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总理问。
　　
　　“我标了一张现场位置图。”我说着就跟着总理站起来，走向方藤桌，把这幅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图摊开，外交部的几位领导也围过来观看。我指着地图上标出的红圈，讲苏布拉嘎盆地位置，及其与温都尔汗、乌兰巴托、我国国界的距离。
　　
　　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画，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而不是由东北飞进关内，这绝对不会是迷航，而是叛逃，可能机组人员里有叛徒。
　　
　　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下结论。
　　
　　当我讲到死难者尸体时，已接近22日凌晨2点钟，总理精神异常贯注，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
　　
　　最后，汇报死难者的遗物情况。总理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到有个写得乱七八糟的柏纸本，总理问写的什么内容，我说看不懂。
　　
　　整个汇报结束时，已经是22日凌晨3点多钟。
　　
　　外交部几位领导从福建厅出来，坐在走廊尽头一张方桌旁，韩念龙副部长亲自执笔起草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电。电报中，出现了“自行坠毁”四个字，使我感到相当意外。事后我听说，总理并不是凭个人的分析做出这个判断的，而是在听了我的汇报后，马上要杨德中主持研究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初步确定飞机可能是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清楚着陆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冲磨，骤然间升温引起油箱着火，从而导致整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惟一的处理办法。

　　虽然不能排除机件失灵，或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急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

　　在场的同志一致认为这种分析有道理。
　　
　　从大会堂汇报之后，我被“隔离”到外交部招待所。10月1日凌晨两点半，我随同空军的几位首长来到西郊机场，进一步分析坠机原因。几经核实判断，大家一致认为：256号右翼根的洞是油箱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往里翻。

　　■林彪叛逃之后，我国在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

　　1971年国庆节为了增产节约，中央决定不搞天安门前统一的检阅和游行。10月3日，我到外交部礼堂听了《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才知道在256号上殒命的九人中包括副统帅林彪，震惊之情可想而知。
　　
　　11月中旬我重返驻蒙古使馆。有时闲聊，大家假设林彪真要活着到了乌兰巴托那可真是灾难。苏联领导人把中国的内情透彻了解之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据了解，周总理和军方领导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后确确实实做了必要的军事部署。

　　总理当时下令在军事上做充分的准备，决不是无的放矢。
　　
　　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不言而喻，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冲突了。
　　
　　■出逃飞机上发生搏斗了吗？
　　
　　9月下旬以后，国际上的各种传闻和揣测沸沸扬扬。
　　
　　11月中旬，驻蒙古使馆从一位蒙古朋友处得知，有个汽车司机去贝尔赫矿区，从苏布拉嘎盆地旁边经过，看到失事飞机的中国人的坟已被挖开，有些坑已经空了。

　　据某国外交官称，苏联当局已把九人尸体挖出，进行了详细的生物化验，证明其中一具尸体的特征与林彪一样，并且与林1956年留医莫斯科的病情记录对照，发现尸体上腭少了三颗牙齿，也与病历相符。
　　
　　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九颗子弹，呈蜂窝形。这家报纸的意思是想证明，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人向林彪开枪，导致飞机坠毁。事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我空军专家组分析，飞机起飞以后，如果发生搏斗，有人开枪，既不可能是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也不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专车司机杨振刚和正在操纵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个机械师（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国外逃，铤而走险，来个鱼死网破。但是，对三个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的审查表明，他们完全没有可能开枪。
　　
　　9月13日半夜2点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们三人去给飞机加油。正在他们准备加油时，林彪乘车仓皇逃到机场，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据查证，他们过去没有佩带过枪支，这次执行任务也没有发给他们武器。
　　
　　排除了外电关于飞机上发生搏斗的谣传，那么机上人员是什么原因致死的？空军专家组的结论认为，都是由于摔撞和被烧而死的。从尸体上的伤痕看，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这些伤是飞机着陆毁坏过程中造成的。从林彪、林立果、张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尸体摔于地上仰卧状态下流出来的。

　　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这些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被烧的，这在叶群、邰起良的尸体照片上，反映最为明显。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来华访问，周总理陪同他到上海参观。在上海，周总理抽出时间接见了上海及华东的党政军负责人，讲话中谈到“九一三”事件的经过，周总理阐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道理。总理说，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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