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森日前已经搬出东京的豪华酒店，寄居于日本女知名作家曾野绫子家中。藤森知道包括秘鲁人民在内地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虽然他在海外的账户上存有巨款，完全可以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在此刻的风头浪尖上，他只好装扮成一副穷人的模样，来博取他人的同情。果然，担任日本援助第三世界人道主义基金会主席的曾野表示，她并非藤森的好朋友，仅仅在秘鲁与之见过一面。她收留藤森，纯粹是出于“对穷国人的同情”。她免费为藤森提供了家中花园的一间佣人住的小屋。

　　堂堂一国总统，居然沦落到住异国佣人房间的地步。藤森已经开始为自己的独裁和腐败付出代价了。这是一出新世纪的政治喜剧。在剧中，哀伤的只有藤森和他的少数死党，欣喜的是秘鲁大多数的人民。我猜想，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斯蒂芬·莫尔，在修订他的代表作《权力与腐败》时，一定会将这一案例增添进去。《权力与腐败——政府和企业的腐败核心》是斯蒂芬·莫尔研究腐败问题十年磨成的一剑，其资料的翔实和见解的新颖，对于正在被腐败问题所严重困扰的中国，极见启示意义。莫尔指出，腐败是最难于被揭露的一种罪行，它留下的常常是“雾化尾迹”，而没有如山的铁证。“腐败是一种两厢情愿的罪行，而且影响面广。腐败和行贿双方都不会认罪，除非他们彼此闹翻，或者是作出的无耻决定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即使到那时，在法庭上证明共谋的困难，常常意味着罪行得不到制裁。”作为反腐败问题专家的莫尔，不仅是一名独立的学者，而且还是一名面对着一块块巨大毒瘤的医生、一名面对着一件件曲折案件的侦探、或者说一名面对着一团团乱麻的家庭主妇。在与腐败对垒时，他得拥有相当的智慧、勇气和耐心。

　　腐败不仅存在于非民主国家，如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国家之中；腐败也存在于民主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腐败最为严重的地方，既不是固守落后制度的地区，也不是业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地区，而是新旧制度转型、现代化进程艰难进展的地区。

　　莫尔以尼日利亚为例说明他的这一论点。尼日利亚是非洲推进现代化较快的国家之一，一度曾被国际社会看做非洲最有活力的地区。九十年代以来，惊人的腐败却使得它急剧地衰败了。在尼日利亚，基础产业——石油、天然气、通讯、发电厂和航空，既无效率又腐败。大笔的金钱在这些部门像渗进沙漠中的流水一样无可挽救地消失了。一名来自意大利、在尼日利亚负责建筑工程的经理这样描述说：“在尼日利亚，腐败确确实实是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的地方流行病。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可以设想，每一个想在这个国家获得合同的人都要行贿。”经过对类似国家和地区广泛而周密的调查，莫尔用一种几乎是愤怒地语气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里，腐败之风盛行。本应用于纾缓贫穷、建立基础产业的金钱，却被用在官员们有私有利益的项目上。”莫尔在书中分析了建筑业、选举资金、警察、武器买卖、走私、毒品等腐败现象最为严重的领域。的确，在某些方面，现代社会的腐败比起古代社会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腐败也并非不可战胜。莫尔认为，制定行为规范并附以适当的奖惩条款、加大信息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政治等，都是防止滥用职权的手段。尤其是后者，起到的将是潜移默化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莫尔所说：“腐败意味着每个人都遭受增税之苦，丧失商业机会，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意识到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只有当公众真正义愤填膺时，社会才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防止腐败的产生。”莫尔赞扬了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就，认为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积极对外宣传，廉政公署以“公众之心”的口号来促进市民对腐败问题的关注。他强调：“‘预防胜于治疗’这句格言在预防滥用信任方面最有道理，其原因是：短期的运动也许能引起轰动，并抓住几个替罪羊，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莫尔在书中还引用了一份透明国际和格丁根大学的研究报告。报告表明，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是新西兰、丹麦、瑞典、芬兰、加拿大、挪威、新加坡、瑞士、荷兰和澳大利亚等十个国家，而中国则排名倒数第五，腐败程度略微逊色于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肯尼亚和孟加拉国，而比喀麦隆、委内瑞拉、俄罗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还要严重。这一数据显然不是“反华势力”有意的编造。作为一名对中国的进步怀有责任感的公民，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对此漠不关心。

　　到了揭开帷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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