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7年走马上任，董先生经常显示出他更愿意将棘手问题移交给中国的XX党政府，而不是依照香港法治予以解决。然而在二月，在XX党政府最高领导人企图粉碎法轮功的高潮之际，他使公众彻底失望了，他说法轮功“多少具有X教性质”并答应对法轮功进行严密监视。这引发了在港的北京忠实追随者们的一系列类似公开警告，并就是否制定可能将法轮功非法化的反颠覆法重新开始了一场辩论。

在星期三，董先生因法轮功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江XX下个月来港出席全球财富论坛之际举行“和平请愿”而责难法轮功。毫无疑问，董先生在江XX的忿怒与国际媒体对香港公民自由的审视之间左右为难。但是稍有人性的人都不会因法轮功试图在江访港期间要求与之对话或与格拉德.利文(Gerald Levin)，史迪夫.包而默(Steve Ballmer)，詹姆斯.默尔道克(James Murdoch)，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及其他名人攀谈而指责法轮功。

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警察在星期三追逐、殴打和拖走了大约30名法轮功追随者，这些追随者试图纪念法轮功中南海请愿活动两周年，以及哀悼在1999年7月取缔法轮功以后，被拘留的数万名，被判刑的数千名以及死于拘押的100多名修炼者。同时，在香港，大约500名修炼者中的200人举行和平静坐，从而惹怒了董先生。他采用了一套取悦北京主子的歪曲逻辑，指责法轮功试图损害香港与北京的关系，并警告说他将“不允许他们滥用香港的自由与宽容…”。

关键在于许多香港人相信董先生仅仅是以此方法向独裁者表示忠心，同时还会维持香港的自治。但是事实上，行政长官一再显示出他本人并非是保护香港不受大陆影响的基本法的忠实信徒。同样，其内部核心层的成员们，如顾问行政议会成员内利.冯(Nellie Fong)或猛烈攻击法轮功的保安局长叶刘淑仪，也不把对法轮功精神运动的处理看作是对香港自由与自治的试金石。做为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董先生为特区政府定下了调子。那些认为香港应维持为一个以法治为主导的社会的人在他的政府中几乎已经没有了位置。一月，香港自治最有力的倡导者陈方安生的突然辞职看来至少部份原因是因她竭力主张法轮功有在政府所属的一个场所举行会议的法律权利。

董先生本可以利用财富论坛之际大声疾呼香港在“一国两制”模式下的自治与自由。然而他走错了棋。国际社会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说在他软弱的领导下，香港的自由变得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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