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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今天是个很普通的日子，但是当我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到力雄的退出中国作家协会的声明时，一种久违的激动让我突然觉得：“这是个好日子，因为一个好朋友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力雄，我现在的激动，已经不是听刘霞说在我身陷牢狱之时，你给刘霞送来鱼子酱的那种流泪的感激，而是为一位好朋友的良知和勇气而振奋。本来，你可以用“私了”的方式，默默地把退出声明寄给有关部门，而你却采取了这种公开挑战式的姿态，其意义就远远超出了你个人的抉择。 这个写手云集的御用作协，对于当今的许多作家来说，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了，但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象征性名誉，在今天的大陆毕竟还是一种资源，不光是一种得到认可的身份标志和荣誉，而且还是一种置身于体制内的保护色。即便对于力雄这样的早就无公职、无单位、尝试各种冒险的浪迹天涯者来说（他只身漂黄河、登珠峰、数次驱车云游内蒙大草原、青藏高原和新疆……），起码还会为他外出收集资料提供一些帮助。以力雄为人的朴实与平和，以他近二十年的会员资格，能做出如此激烈的决定，可见中国作协的所作所为过于离谱。 我从来没有加入过类似中国作协的组织，当然也不太关心它的事情，更不会看什么“会员通讯”之类，但是，力雄的“声明”中所罗列的统计资料，已经足以证明了这个中国作协，非但不是什么好东西，简直就是“精神蚕室”，专用垄断权力的利刃阉割他自己加封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灵魂。在中国古代后期的明清两朝，大多数太监都不是朝廷强迫的，而是自愿以“自阉”的决绝方式非要做奴才不可，因为这种自虐可以换来高级奴隶的地位，甚至其中的幸运者可以达到位元及人臣的高位。我想，类似中国作协这样的“精神蚕室”所供养的社会名流，也大多是自愿的“精神自阉”者。无怪乎，高行健获奖就能让这个“精神蚕室”丑态百出，??面丢尽；专门跟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北大研究生过不去，而且剥夺余杰的工作权利的理由极为阴暗，以至于不敢对余杰做出合理的解释。劝余杰一句，这样的作协，不进也罢，省得像王力雄这样还要发说明退出。 力雄，你智慧的发挥，在如此严肃的选择中，居然给我以会心的幽默感，那些统计数位像一个个僵尸，那个鹦鹉的故事让人在享受幽默之中，领悟了什么叫“逼上梁山”或“逼娼为良”。 不过，在享受完你提供的阅读快感之后，又在《光明日报》的第一版看见了精神自阉者坐到高级奴才的自白：《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作者是钱学森，以此文献给中共八十周年生日，刊登在《光明日报》和中组部知识份子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的“在鲜红的党旗下”专栏中。看此文的唯一收获，就是知道了中组部还有专门做知识份子工作的“办公室”，原来只知道统战部有“知识份子局”，专职制作政治花瓶。也算又长一回学问。 2001年5月11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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