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生活中一下子碰上一连串可怕的事件，一个亲友被神秘杀害，另一个亲友被拉去坐监，还有一个离奇失踪，如果这是电影或电视肥皂剧的情节，我们能够理解，所谓无巧不成书，一连串反常的事件凑在一起才能产生吸引观众的戏剧张力。但这样的恐怖巧合不会出现在现实人生。
不幸，我们今天确乎生活在这样的恐惧现实中。在同一段时间，我们的朋友梁华先是神秘失踪（香港称为「人间蒸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字眼），后证实被杀害，但死因不明；另一个朋友，也是我们刊物的作者徐泽荣也在神秘消失几个月后才证实已成大陆阶下之囚，但无人知道他被捕的真实原因以及他的近况。同时传来消息，《开放》的另一位作者綦彦臣，一位河北小镇的青年思想家正在石家庄监狱服刑，只因为他在国外发表过文章，綦提出上诉，但法院置之不理。另外香港城市大学教师，美籍华人李少民也在前往深圳后失踪，家人初以为被绑架，五月后中共官方才通知美国领事馆说李已被拘捕。
不断有港人在大陆失踪被捕吓坏了从来奉公守法的香港人。这些日子来，不断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很得人惊」（粤语：很恐怖之意），也有朋友相互提醒最好少去大陆。恐惧已经在香港蔓延开来。
一九四一年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他的第三任总统就职演讲中提到人类的四大自由，其中之一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Freedom from fear）。罗斯福在这里所说的恐惧是指暴政加诸于无权者身上的一种心理上的恐怖震慑，它让你生活在一张恐怖织成的罗网中，因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惴惴不安。中国民间俗语说，日间不作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但暴政制造的恐惧，就是要让你，即或未作亏心事，也怕半夜鬼叫门。试问，那些感到好「得人惊」的，不敢去大陆的朋友谁会是间谍呢？他们中又有谁曾为甚 特务机关搜集过情报？
徐泽荣去年八月失踪后不久，在他的朋友中已传出他可能是被捕了的消息，但仅只限于耳语，并有诸多无法证实的说法和猜测，其在港的家人和知道内情的朋友亦不敢多谈，甚至有的人要与徐泽荣划清界限。
一个人无罪被捕被抓，不是很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这种不明不白的黑暗作业，它释放出来的威慑信息让所有的人都不寒而栗。
当然，梁华的被杀害绝大可能与政治无关，但梁华是民运人士，从事民运十几年，他的政治背景及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环境也能使一宗刑事案充满了神秘而令人恐惧的气氛。
梁华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到深圳，二十三日深圳警方已在宝安县发现梁华尸体，并根据遗留的衣物知道烧焦的死者是港人，但他们不通知香港警方。听说宝安县每年要发现数十具无名尸体，当地政府从不调查过问。梁华的死因也可能永远成为秘密。另一方面香港警方虽早已接到梁华朋友的报案，知道梁华在深圳失踪，也不闻不问，或许认定梁华是民运人士已被大陆逮捕，因而不敢去过问，放弃了维护港人权利的责任。这也是面对暴政的一种恐惧。
我和梁华认识已十多年，先是因为做民运新闻，经常找他帮忙，六四事件后他还陪我到澳门去采访过一位偷渡出来的大学生。后来梁华和我都参加了香港一个文化团体「香港文联」，常在一起开会，搞活动，几乎是三五天就要见一次面。这几年梁华做了书店老板，忙于业务，来往才疏一些，但偶尔仍会通一下电话。
今年初，有个朋友打电话来惊慌慌地说，梁华不见了！但我还很不为意，认为梁华一个单身人，偶尔离开一下香港有什么奇怪。现在想来或许这位朋友已知梁华在深圳失踪，也猜测是被大陆官方逮去。但他失踪的消息要到五个月后只因美籍学者李少民被捕消息见报才正式曝光。可想知情的朋友内心是怀有恐惧的。而最先的报导也说梁华被中共当局指控是台湾特务。
在我的印象中梁华是个典型的讷于言而敏于行的香港青年，为人忠厚朴实，虽然在民运圈子中只是个小角色，但也为香港和大陆的民运做了许多事。梁华生活一直很清贫，先是搞民运无暇赚钱，后来开书店，经营欠佳，也无利可图。香港社会是很功利的，绝大多数人孜孜求利，像梁华这种淡泊明志的人实在很少。他的惨死是很令人悲痛的。
作家柏杨描述结束了白色恐怖的台湾是母亲不再「长夜哭泣」。梁华是一个基督教徒，如果他真有在天之灵，我想他在彼世的最大安慰应是他曾为之奋门的民主事业必将在中国实现，那时政府再不能够动用国家机器随意逮捕关押他们想逮捕关押的无辜者，人们不会再有在惶惶不安的耳语中传说某个朋友因政治立场或发表言论而神秘失踪的恐惧，红色恐怖的结束，母亲不再长夜哭泣。这一天迟早是会到来的。如雪莱所说：当冬天来临，春天还会太达吗？
仅以此文纪念我们的朋友梁华，并祝愿我们的朋友徐泽荣、綦彦臣早日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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