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如何評論彼此的是非呢？如果筆者是中宣部大員，會作出以下的判斷。

第一，杜保幹同志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固然他花了一些錢，但是他所作的是要保持黨和國家的優良形象，動機是好的。他的問題是沒有做好解釋工作，如果村民們能夠顧及國家利益，也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了。杜保幹誣陷村民當然不好，但是誰叫他的名字叫「保幹」呢？保護幹部，當然要制止上告的行爲。何況指張文秀是法輪功分子，說明杜同志愛憎分明的階級警惕性，寧枉勿縱，緊跟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理論，就算有貪污腐敗行爲，大方向也是完全正確。

第二，村民張文秀的舉報行爲應該肯定，沒有舉報，我黨就難於了解下情，也會失去羣衆的支持。問題是舉報要一級一級上去，直接到北京舉報，十二億人口都如此，北京還能夠保持國際大都會和首都的形象嗎？爲此，對張文秀應予教育。至於他是不是法輪功分子，是不是到北京搞爆炸，我們應該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我們應當相信羣衆，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第三，《工人日報》是否應該報導和三門峽是當局是否應該收繳是比較複雜的問題，也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問題。作爲黨的喉舌，拿一個縣作典型，揭發腐敗或「土皇帝」問題，來說明我黨的英明偉大是很有必要的。問題是選擇「典型」非常重要，必須選擇在路線鬥爭中站錯隊的幹部，或者沒有背景的幹部，還有就是事件本身不會產生太大的副作用。《工人日報》選擇典型選擇錯了。不但杜保幹同志對法輪功的憎恨說明他是覺悟很高的幹部，而且指他誣陷舉報人是法輪功，就會在羣衆中造成錯誤的印象，似乎我們在鎮壓法輪功運動中會出現冤假錯案，包括公報私仇在內，給我們的運動抹黑。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經過「三講」運動和「三個代表」理論的學習，《工人日報》出現這個情況，不能不說是政治上的嚴重錯誤。所以三門峽市當局的收繳行動是完全必要的。至於《工人日報》爲什麼會出現這個政治錯誤，有沒有法輪功成員或他們的同情者混入該報，提請全國總工會黨組在中共政法委領導下，設立專案組進行調查。

摘自(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