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驗已反覆證明，創業者的一舉一動於該國的性質定位以及命脈走向都是影響至深的，就如手術刀在體膚上切出的第一道口，都致關整個 「事業」的功敗垂成。在這點上，北美人是幸運的。他們等來的是華盛頓而不是拿破崙，是富蘭克林而不是俾斯麥，是傑弗遜而不是羅伯斯庇爾或戈培爾……彷彿一夜之間抓到了一付世界上最漂亮最璀燦的撲克好牌，這批不知從哪裏突顯出來的優秀而且年富力強的中年人，其額頭和眼光閃爍着同樣的智慧和寓意的光環－－同樣的精神豪邁，同樣的心理健正，同樣的英勇和純潔，他們來自四面八方，又不約而同地向着一個目標光點挺進：獨立，平等，民主，自由……

這羣清高而儒雅的人物真是太偉大，太自尊，和太富有詩意了。那種不費周折就迅速達成的共識，那種彼此扶植從不欺誆的同道友誼，那種面對勝利後權力果實坐懷不亂的從容定力－－真是一點不像後來的政客。你看不出唯利是圖的狗苟蠅營之輩的蠢蠢欲動，聽不到密謀者的竊竊私語和磨刀霍霍；沒有異邦常見的的那種宮闈政變和「鴻門宴」那樣的權力搏殺，更沒有所謂「狡兔死，走狗烹」那種祭臺血腥……這羣高智商的「大號人物」，他們成熟而富於幻想，理性而又熱情澎湃，勇猛而又不失教養，喜歡真實的競爭卻拒絕作弊。他們要通過勾繪一幅叫做「美利堅」的新地圖，來檢驗自己的能力，智慧，和道德。

在這場浩繁的理想建國工程中，發生了幾件很令人感動又影響深遠的事情。新生國家的政治雛形往往最早反映在「國父」們的信仰和人文理念之中。按一般民族解放的慣例，開國元首應由最具有負責精神，貢獻最卓越的人來擔任，因爲唯有如此具最高威望者才匹配這種象徵「統一」 的精神覆蓋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說，需一個鎮得住天下的人來坐天下。其時的美國，非喬治·華盛頓莫屬。這位叱吒馬背的將軍，該如何面對垂手可得的最高權力和民衆擁戴呢？歷史學家有個說法：華盛頓打下一場美國革命，而傑佛遜思考了一場美國革命（《獨立宣言》和一切重大決策的構思者）。按通常的遊戲規則，司令和參謀長一前一後登上御座就是，或者如劉邦和趙匡義那樣，一個幹掉另一個（或一羣）。喑熟歷史的人們都清楚，勝利以後最棘手的莫過於權力的重組與分配，常表現出比「造反」本身更兇險更血腥的場面。造反者剩餘的激情此際無一例外地轉向陰暗，貪婪和狹私，「共患難」豈能「同富貴」？就是你不這樣想不等於別人也不這樣想，不等於不疑心別人不這樣想。「樹欲靜而風不止」，此時誰掌握了軍隊就等於將國家抄進自己的袖筒。克倫威爾，拿破崙，袁世凱，博薩卡，蘇哈托，波爾波特……無一不把軍隊視爲家產，邏輯很簡單，個人即政府－－政府即軍政府－－軍政府即國家。失掉了槍桿子即失去了命根子和最大的權力籌碼，猶如虎咀被掏走了虎牙，按照「叢林法則」一天也休想活成。

而此時華盛頓又是如何想的呢？他在思考軍隊和政府的關係。１７７６年，《獨立宣言》通過時，大陸會議就正式將軍權授予華盛頓。然而這個當時僅僅是概念上的國家並無一兵一卒。華盛頓臨危授命，歷盡艱辛，從無到有締造了一支屬於新大陸的子弟兵。八年浴血，將殖民者趕下了大海，使「美國」真正成爲一個名副其實的地理概念。現在建國者遇到一個棘手難題，對這些戰功顯赫，九死一生的將士如何安置？……正義的召喚使他們身上的布衣換成軍裝，可勝利以後的美國需要的是和平建設而不是鬥爭搏殺，美國不需要維持如此龐大的武備……怎麼辦？如何使軍隊真正成爲一制真正有益於保衛國家和平與穩定，而不沾帶內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歐洲和亞洲的例子早已證明，由殘酷鬥爭啓動並急速旋轉起來的龐大激情，如果戰後得不到合理「中止」，得不到妥善轉移和稀釋，那將是最爲可怕的，隨時都有被野心家，獨裁者或宗派集團挾持之危險，成爲損害國家危害人民的巨大破壞力。如何確定軍隊的性質，如何設定軍隊在國家中的職能，這成爲避免惡性政治與獨裁專制悲劇的最大運作環節。

對於當時的美國，要實行這個理念並不輕鬆，在此問題上，有一個人的態度舉足輕重，他就是尊敬的喬治·華盛頓。這位披堅執銳的美利堅軍隊之父，與軍方的關係最膠固最瓷實，彼此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摯。按一般理解，雙方利益維繫無疑也是最緊密，算得上是「脣齒」和「皮毛」 的共棲關係。國會靜靜地等待他的抉擇，代表焦灼的目光也一起投向將軍……雖然大家心中已經悄然埋伏下一個答案，但它只能充作「候選」 的方案，誰都清楚傑佛遜的預測，無論將軍作出什麼樣的決定，軍隊都會奉爲聖旨，而國會如果不能絕對接受，國家就會產生的後果。

在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時刻，華盛頓顯得異常平靜，他說：他們該回家了！這樣說的時候，將軍一點也沒有猶豫，但其內心卻漲滿了痛苦和疚愧：這支剛建立起來挽救了國家的隊伍，尚未得到任何應有的犒勞，而此時財政一片空白，軍餉都發不出，更不用說安置費和退伍金。尤其是傷殘病員，也將得不到任何撫卹……如今卻讓他們回家－－多麼殘酷和難以啓齒的主意啊？

華盛頓做到了。他能夠做的，就是以個人在八年浴血中積攢全部威望和信譽，去申請大家的一份諒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邁下檢閱臺，他要去爲他的國家實現最後一個軍事目標：解散軍隊！他的目光掠過一排排熟悉的臉，掠過隨己衝鋒陷陣的累累傷痕之軀，替之整整衣領，撣撣塵土，終於艱難地說：「國家希望你們能回家去……國家沒有惡意，但國家沒有錢……你們曾是英勇的戰士，從今開始，你們要學做一名好公民……」將軍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在懇求了。寂靜中，士兵們垂下了頭。當他們最後一次以軍人的姿態齊刷刷地向後轉時，將軍再也忍不住了，他熱淚盈眶，趕上去緊緊擁抱每一個戰士……沒有這些人，就沒有美國的誕生，但爲了新生的國家，他們必須無言地離去。一個理念就這樣安靜地實現了。從構思到決策，從頒佈到履行，沒有吵鬧，沒有喧譁和牢騷，更沒有動亂和內訌，正直的美國第一代戰士，就這樣遵循他們尊敬的統帥指定的「行軍路線」，兩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

華盛頓也要離開了。他決意要和自己的士兵一樣，開始「學做一個好公民」。他先將軍中的行裝打成包裹，託人帶回他的故鄉蒙梵儂莊園，然後去找傑佛遜，他們要商量一件大事：既然戰爭已經結束，將軍理應將戰時授予自己的權力歸還國家，而且刻不容緩，應儘快履行。

這種主動棄權的事本不奇怪，尤其是華盛頓更不足怪，軍隊都可遣散，拱讓軍權又算得了什麼？奇怪的是在這「緊要」關頭竟無人來擋駕，沒有「臣子」們的聯名「奏本」－－哀求以「天下社稷爲重，萬不可棄萬民而去」云云。美國畢竟遼闊，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擅長於「成人之美」的好事者自然也有過，只是華盛頓死活不吃這一套。近翻閱一書，《世界散文隨筆精品文庫》，美國卷的題目是《我有一個夢想》，驀然其中竟藏有華盛頓本人書簡一封：《致尼古拉上校書－－１７８２年５　月２２日寄自新堡》。此信因於一位保守的尼古拉上校。獨立戰爭激戰方酣之際，他曾暗中上書華盛頓，對之從頭到腳捧頌一番以後，再小心翼翼獻上一個「金點子」：取消共和，恢復帝制，由將軍本人擔任新君……

這個對於「國家安全」業已構成威脅的信號，一個腐朽透頂的餿主意，堪稱是「精神犯罪」但如此劣跡卻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在那些熱衷權勢的主子眼裏，這不失是大功一件：狹義說反映了提案人的忠誠；廣義說亦可看爲是一項「民意調查」的收穫，讓主子觸到一種妙不可言的 「前景」……誰知，這份從後面塞進來的厚利卻讓華盛頓心情沉重，羞愧不已。如同一位被學生賄賂的老師那樣，感到自責，痛苦，陷入揪心的自問之中。我何以使人產生這種惡念？我究竟做錯了什麼事，讓人落下如此映象？在這封「尼古拉大校鑑」的信中，他憂心忡忡地問：「您所說的軍隊裏有如此的思想，使我痛苦異常，自作戰以來，第一次使我受到如此重創。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我的過去所爲，究竟何以使人誤解至此，以爲我會作出對國家如此禍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 若您仍以國家爲念，爲自己，爲後代，或仍以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誤念，勿再任其傳揚流傳，寄予厚望。」顯然華盛頓將這後門爬進來的屎克螂，嫌其臭，恨其穢，怒其不爭，從後門又將起踢了出去。有這樣一段插曲在先，我們不難理解將軍後來的作爲。這也大大震撼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尼古拉」們。此時距獨立戰爭的勝利還有兩年。

在今天的美利堅國會的大廈裏，有一巨幅油畫，講述的正是２００　年前華盛頓正式向國會交還軍權的情景－－一間臨時租借的禮堂裏（那時國會還沒有正式的辦公地點），開國元勳和國會議員濟濟一堂，屏息等待那重要歷史時刻的到來。會場氣氛莊嚴肅穆，人們在接受「國父」卸職的鞠躬禮作爲一種理念的象徵－－從此它將規定一種嶄新的國家意志和政治秩序：將軍只是武裝力量的代表，而民選的議會卻是國家最高權力的代表，無論如何軍隊只能夠向國家表示尊敬和服從。華盛頓出場了，他的鞠躬程度超過衆人想像，代表們無不動容，誰都明白，這是將軍在用身體的語言對這個新誕生的國家理念作出最徹底最清晰的闡述。將軍的發言極簡：「現在我已經完成了戰爭所賦予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歷史舞臺，並向尊嚴的國會告別。在她的命令下，我奮戰已久……謹此交出委任並辭去一切公職。」他以前的部下，現在的國會議長致答： 「您在這塊土地上捍衛了自由的理念，爲受傷害和倍受壓迫的人們樹起了典範。您將帶着全體人民的祝福退出這偉大的舞臺。但是您的道德力量沒有隨着您的軍職一起消失，他將永遠激勵我們的後代！」據史籍記載，當時幾乎所有的眼睛都流下了熱淚。

個人，權力，軍隊，政府，國家……這些在過去政治金字塔周圍始終縈纏不清的問題，就這樣被華盛頓和美國的開國元勳們以一系列大膽而優美的新思維槓桿給予了澄清和命位。他們的性質和職能被一一定格在嚴厲的法律位置之上，不得混淆和僭越。將軍向議員們的深鞠躬是爲的人們永遠記住一條常識：一切權力來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純潔性在於它只能用來保衛國家和公民的幸福；軍隊從來就不是個人或集團的財產，作爲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只能獻身國防而不可用於內政；領袖本人須首先是合法公民，隨時聽從國家召喚，其權力也將隨着任務階段的完成而及時中止……這是第一代美國人爲後世貢獻的最傑出的理念之一，就如慈愛的父母爲孩子提前種下的疫苗，此後在美國政治歷史的機體上始終避免了「軍事獨裁」的兇險。２００年來，槍指揮國，槍指揮政府這類國際上屢見不鮮的慣例，在美國終沒出現，而且還終究無出頭之日。

華盛頓鞠躬的油畫懸掛了２００年，「國家絕對不允許用武力來管理」這個樸素的理念，在美國公衆中也紮根了２００年。兩個世紀以來，美國政治秩序一直比較穩定，沒有發生大的集團動亂和惡性鬥爭－－這與華盛頓和美國開國元勳最初對軍隊的定位有關。１９７４年６月，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而倒運，當最高法院的傳票下達時，白宮幕僚長黑格冒失提議，是否調８２空降師來「保衛」白宮？猶太人國務卿基辛格輕輕一句話令這位武夫無地自容，他說：「坐在刺刀團團環繞的白宮裏是做不成美國總統的。」那幅油畫不是白掛的，也不是一道裝飾，它是一堂生動的課，也是一塊紅燈閃爍的警告牌。它鐫銘着第一代美國的創業者以嚴厲目光刻下的紀律。尼克松不會自認爲比華盛頓偉大，更不敢將當年喬治交出的權力劫回來。保衛白宮和保衛每一座民宅一樣是都只能是警察，而永遠輪不到軍隊。美國《憲法》明文規定，任何個人集團都不得向軍隊發號施令，動用軍事力量干預國內事務是非法的。軍隊只能是「國防軍」，而絕不會淪爲「御林軍」或「錦衣衛」。

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停滯的權力也絕對停滯一個社會的進步。權力者愛護這個國家最好的方式是在適當的時候交出權力。儀式一結束，華盛頓就真的回家了。他象一個凱旋的士兵，吹着口哨，兩手空空，沿着波托馬克河，回到闊別多年的農莊。那裏有一棟兩層簡樓，家人和幾條狗在等待着他。５年後，當美利堅急需一位總統的通知正式下達時，他的休養計劃再次被中斷。連任兩屆以後，他堅決辭去最高權力職務，理由很簡單，我老了，不能再耽擱下去。這時他明白，如果他本人樂意，即使再「耽擱」幾任，是決不會有人來喊「下課」的。但這樣以來，等於背叛了他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也等於不尊重國家和人民對他的尊重。離職不久，他就在故鄉的簡樓裏面平靜去世。

平民－－將軍－－平民－－總統－－平民。華盛頓寫完了他平凡卻又偉大的生涯故事。８年軍旅，置生死於度外；８年總統值國家最危難之時，沒有任何「榮福」可享……每一次都是臨危受命，挽狂瀾於既倒；每一次都是聽從國家的召喚，履踐一個公民的純潔義務。那個提議以「華盛頓」作爲首都城市命名的人真是太有智慧了。人類歷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皆是，可真正能經得起時間，真相和道義檢驗的卻是鳳毛麟角。有些憑藉權勢或時運，固可煊赫當朝，但「驗明正身」以後很快黯淡無光，甚至被棄如糞土。然而「華盛頓」卻不，作爲生命的個體，他的清白，誠實，以及所有偉岸的特徵一直保持到了他的生命終點。作爲一個響亮的精神名詞，其理想的內涵是不會因爲時間的淘洗而褪色變質的，相反，歷久而彌新，來自後世的敬重和感激亦隨着歷史經驗和世界參照的日益積累而顯得愈發強烈！……

（本文原刊於國內出版的《讀者》雜誌２００２年１９期，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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