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3人所涉嫌的，是建國以來最大的銀行系統監守自盜案。在2001年10月12日的自查中，中國銀行發現了高達4.83億美元的賬目虧空。「起初，我們以爲是電腦的問題，」中行一位工作人員說，「但最終覈實的結果是：巨資被廣東開平支行的3任負責人──許國俊、餘振東、許超凡盜用。」

　　案發後第三天消失，使用假護照越境，案發前已將家屬轉移出國，人們驚歎於疑犯逃計劃之周密。「但這不是許超凡的首創，」楊誠──加拿大刑法改革國際中心高級研究員──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逃往海外越來越成爲中國貪官逃避懲罰的首選。而出逃的人數、級別、手段，都不斷上升。」1998年5月，同樣在中國銀行，發生過南海支行丹竈辦事處謝炳峰、麥容輝兩人貪污後潛逃泰國的案件。但這兩人不過是普通工作人員，涉案金額爲5000多萬元人民幣。這與開平一案盜用近5億美元、疑犯官至處級，自然不能相提並論。而在近期，河南省菸草專賣局局長蔣基芳、貴州交通廳廳長盧萬里兩國高官潛逃海外，更讓人爲之震驚。

　　「起初，貪官們是案發後倉促出走；而後變成案發之前做好準備。」楊誠這樣描述出逃手法的翻新，「更有聰明者，利用關係在國外開設辦事處或分公司，而當事人長期遊移於兩國之間。一有風吹草動，便不再回國。另有些官員家屬，因涉案同樣選擇出逃，比如瀋陽前市長慕綏新之女慕洋，武漢市城建委主任張克孝──人稱『武漢第一貪』的妻子。
」
　　同時兼任著澳門科技大學教授的楊誠，長期關注著官員出逃的問題。2000年，他曾就此問題上書國務院。

　　據一位曾供職於最高檢察院外事部門的人士透露：近期以來，每年驚動高檢外事部門的職務犯罪出逃案爲20-30件，引渡回國者爲5名左右。「但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解釋說，「因爲另一部分案件是不通過我們辦理的。」

　　「美國護照」：只需1.8萬元

　　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讓辦理因私護照變得越來越容易。身份證、戶口薄，以及縣(處)級以上單位的人事公章足矣。而在一些試點地區，辦理護照只需身份證明。

　　對於那些位高權重的官員來說，找個公章自然輕而易舉。有關人士認爲，這是管理上的一項漏洞。在中國，製作護照和人員出境都歸公安部門管理。一個人即使犯了案，但如果公安部門不知情，那麼辦照也不會受到限制。而在一些西方國家執行「黑名單」制度，可以約束人們出境。一旦你有職務犯罪嫌疑，便被列入「黑名單」，在辦理出境手續時便會遇到障礙。

　　何況，做一個以假亂真的護照也非難事。中行南海支行的謝炳峰一案中，疑犯便是利用假護照潛入泰國。在北京，本報記者隨意撥通了幾個「刻草辦證」者的電話，被告知：「只要地球上有的國家，我們都可以弄出護照來。」一本「美國護照」在3個作假處的報價分別是：8000元、1萬元、1.1萬元。對於「如果假的被發現怎麼辦」的問題，假照販子說：「我可以給你做真的，也就是先做一個假身份證，再用它辦一本真護照。」「真美國護照」的價格是1.8萬元，「真加拿大護照」爲1.5萬元。

　　通過香港出逃，也是貪官們常用的手段之一。因爲香港在迴歸之前屬於英聯邦，所以港民前往加拿大等曾同屬於英聯邦的國家，可以實行「落地籤」──手中有香港護照者可直接飛往加國，而把簽證手續留在入境時辦理。廈門遠華案主犯賴昌星，就是憑著一本香港護照及這些便利條件，逃入加拿大的。

　　而據楊誠披露，外逃貪官的去向主要有三處：其一是就近避難，潛入中國的鄰國──泰國、緬甸、蒙古等地。「藏在這些地方的風險較大，」楊誠分析說，「因爲中國與鄰國合作打擊犯罪較爲緊密。例如蒙古，還和中國簽訂了引渡疑犯的雙邊協議。但這些地方，往往成爲貪官們再次轉移的跳板。
」
　　另一類是處於轉型期、或者法制不很健全的國家，如一些非洲、拉美國家。逃往那些地方之後，很多人便過起了隱性埋名、深居簡出的生活。

　　對於那些曾在國內擁有顯赫地位的人來說，以上兩種地方是他們不齒的。這些人的目標是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這些移民國家很容易接納一個外來者，」楊誠說，「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該國的綠卡。所以很多官員在出逃前，就將家人移民到這些國家，這也是爲自己留下一條後路。何況，生活在發達國家是非常舒適的。」

　　「賊不走空」

　　貪官出逃引發了多種後遺症，數以億計的國有資本外流首當其中。

　　曾外逃加拿大11年的寧波貪污犯方家幸，出逃時帶走贓款近100萬元；農業銀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烏市分行職員艾合買提攜贓款230萬元，逃至俄羅斯；廣東省東莞市建設銀行職員陳國強、林進財逃往泰國，轉賬贓款數百萬元；中行南海分行一案，共約4000萬人民幣同時逃出境外；而在開平一案中，上億美元資金通過澳門和拉斯維加斯賭場被洗成現錢，存入涉案人在國外的賬戶。

　　關於中國資本外逃規模，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專家認爲只能大致估計，不能精確測算，他們傾向於1997年─1999年間外逃資本總規模爲520億美元的估計。在鉅額的外逃資本當中，貪官向境外轉移非法所得佔有一定比重。

　　最高人民檢察院一位官員披露：很多貪官向國外轉移財產時使用化名，或將鉅額資產寄存在他人的賬戶下。這給國家收回資產又增加了難度。

　　楊誠說，貪官外逃導致資本外逃，也是其他國家和地區面臨的問題。1995年，他參加了在香港舉行的「國際刑法改革年會」。其間，國際刑警組織俄羅斯中心局首席代表一語驚人：「俄國對西方國家的投資，要超過西方對俄國的總投資。這不是玩笑──因爲我國的大量資金，都被腐敗的官吏貪污後轉移至西方。」

　　「這是一箇中心危險的信號，」楊誠認爲，「1997年泰國金融危機的導火案，就是由於銀行官員出逃帶走大量現金引發的。因那場危機中，該國政府付出了慘重代價。」

　　艱難引渡

　　2000年8月22日下午3點，從蒙古烏蘭巴托飛至北京的航班降落在首都機場。犯罪嫌疑人楊彥軍走出飛機。至此，北京房山區河北信用分社會計侵佔200萬鉅款後出逃一案告破。

　　此次跨國引渡，是1997年8月《中蒙引渡條約》簽訂後，中國警方首次赴蒙執行任務。楊彥軍成爲第一個從蒙古引渡回國的經濟犯罪嫌疑人。自1993年起，中國已經和泰國、蒙古等10多個國家簽訂了雙邊引渡條約。尤其是2000年12月28日中國《引渡法》的頒佈施行，爲國際間加強司法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但相對於世界上近200個國家來說，與中國簽約者顯然太少了。」劉廷吉認爲，「尤其在一些被案犯視爲避難所的地方，中國與之沒有引渡協議。」

　　在沒有雙邊引渡條約的情況下，對於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只能採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能否遣返成功，則要看對方國家是否給中國「面子」。

　　作爲賴昌星一案的加方專家證人，楊誠披露了賴昌星至今沒有被遣返回國的原因。「加拿大已經廢除了死刑。」他說，「而遠華案的從犯中，已有14人被中方判處極刑。一旦賴昌星迴國，則必死無疑。所以，加方不同意遣返賴昌星，除非中國免他一死。但中方是無法接受這一點的。」

　　劉廷吉認爲，中西方司法理唸的衝突，是導致引渡條約難以簽訂的重要原因。西方攻擊中方的法律難以保障人權，中方則認爲西方的法律是在保護罪犯。尤其是在經濟犯罪上，雙方的分歧更大──西方絕大多數國家在此方面早已廢除了死刑，但對於那些涉案金額重大者，中國向來執行著「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法律。

　　1999年，在飛往中國航班上，楊誠與加拿大一名高官相遇。這位官員告訴楊誠：他前往北京的目的，是就雙方簽訂《贓款分割協議》進行協商。

　　對《贓款分割協議》，楊誠解釋說：「A國某貪官逃到B國，並攜帶了1000萬元贓款。如果A、B兩國之間有這項協議，那麼B國協助A國抓獲出逃者之後，1000萬元將按照一定的比例，由A、B兩國分配。《贓款分割協議》是西方國家之間較爲普遍的雙邊協議。由於利益驅動，，對緝捕出逃者能起到很大作用。」

　　但中加之間的談判沒有成功。「中方至少有99%的人反對，」楊誠說，「他們認爲，出逃的贓款屬國有資產，怎麼能和外國分割呢？但沒有人換個角度考慮：對於外國來說，贓款逃到人家那裏，無異於帶來了投資，爲什麼要無償返還給你？何況，人家辦案還需要一筆經費。」

　　在2000年上書中國政府領導的文章中，楊誠還提到：儘快將中國的法律制度與國際接軌，也是打擊出逃者的必要措施。比如，如果你取證不符合國際慣例，那麼在國外的法庭上，人家不會承認你的證據。出逃者的引渡要求就可能被駁回。

——原載6月13日《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