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質獲救以後，生命威脅解除，他們卻繼續認同劫匪，向媒體和法官讚美劫匪，感謝劫匪不殺和善待之恩。一位女人質竟和劫匪之一訂婚。瑞典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因此全世界通過媒體看到了事件全過程。這個暴力威脅下洗腦生效並且在暴力消失後不可逆轉的案例引起全世界心理學界注意。瑞典心理學家Nils　Bejorot將它定名爲「斯德哥爾摩症狀」。

人質只是把目光專注在一個點上，而不能全面理智地從根本上看待問題，所以就會感謝劫匪不殺和善待之恩。他們沒有想一想，如果沒有劫匪搶劫銀行，他們的生命會遭到威脅嗎？這一切事情會發生嗎？

近幾十年來劫持人質在全球越演越烈，「斯德哥爾摩症狀」頻頻發生，例如美國報業鉅子赫斯特的孫女Patty Hearst被左派恐怖組織辛比由尼斯解放軍（SLA）綁架後自願入夥，並參加持槍搶劫銀行，所以世界心理學界對這一現象的熱烈討論至今不衰。”

其實這個現象在今天的大陸大規模的發生。獨裁者江澤民在利用他所操縱的公、檢、法等國家機器對百姓進行鉗制、恐嚇的同時，還利用其喉舌電視臺、報紙大肆吹噓其代表了貪官、酷吏和穢行的三個代表，和依靠外資輸血而苟延殘喘的虛假繁榮。這種洗腦使許多大陸人充滿了奴性。一位朋友說，中共的洗腦真可怕，他的父親是國家急需的特殊人才，結果文化大革命期間，以莫須有的罪名下放去燒鍋爐，一燒就是十幾年，現在提起中共來不但不怨，還連聲稱讚，好象過去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他說，中共的洗腦真可怕。如今很多人不是也如此嗎，甚至1989年六四屠殺時倖免於死的一些當事人竟都爲劊子手們辯護。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症狀」吧！

這幾年來，江澤民集團殘酷地迫害法輪功，當法輪功學員因堅持自己的信仰並依法上訪而被折磨和虐殺時，相當一部份人不去譴責獨裁者的殘忍，卻反過來指責法輪功學員行使了憲法賦予的最基本的信仰和上訪的權利。

他們沒有想一想，法輪功學員只是在公園裏煉煉功，如果沒有政府的無故打壓，也就根本不存在上訪這件事情了；如果沒有江集團製造的天安門自焚案，也就用不着讓老百姓看劉春玲被打死的鏡頭了；如果沒有江澤民在冰島晚宴上突然站起來唱歌，也就不會有那張照片的出現了，也就不會有那個媒體報導了。

有因才有果，我們切不可把因果的位置顛倒了，一顛倒，就是犯了「斯德哥爾摩症狀」了，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