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女士们的追赶时髦是自愿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却也有男人赶时髦的时节。比较早的，便是楚灵王。楚灵王好细腰，楚国的大臣们(当然是男士们)，纷纷节约饮食，结果连上大殿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在为了赶楚灵王的时髦而保留自己握不盈尺的细腰。

倘若没有加入时代的潮流的，多半是不失节却要失意。唐代的诗仙李白，因为“羞为长安社中儿”，也不想吹捧杨贵妃，只好醉卧长安酒肆，把酒问青天，为何我独不得出。和他的境遇差不多的，是屈大夫。但屈原的嫉恶如仇，却又更胜李白三分。在<<渔父>>中，屈大夫说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然后，屈原便投了汨罗江。于是，中国便有了吃粽子的民俗。还有立志“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也是因为不愿意“加入时代的潮流”，被杀了脑袋。近代的，如夫妻不堪文革武斗凌辱、拒绝低头认罪而双双自尽的傅雷先生和他的夫人。这些仁者，都是为了拒绝这时髦二字。

到了共产党江主席的时代，随着电视和卫星的普及，在开发中国人民的效忠党国、继续接受蒙蔽教育方面，中国的时髦是更进十步了。比如说，虽然共产党已经知道共产党腐败堕落到底了，全国的电台电视台却365天如一日地向百姓高声宣讲共产党如何地“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明明是黑社会老大似的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在杨澜的节目里却成了“爱民如子”的谠臣廉士；明明是江主席向俄国出卖了满清政府都不曾出卖的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CCTV却称“第三代黑心”江主席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友好条约>>；明明是一群追求道德回升的相信“真、善、忍”的善良百姓们，却被江主席打为新式的“反党反革命”。我们的百姓是太落后了，怎么能够跟得上，党和政府这样不分昼夜的地毯式轰炸的时髦宣传呢？

由此，我们的百姓便要生活在这时髦的政治机器所带来的谣言中，感受这钳子夹着我们的口舌使我们无法出声的苦痛；由此，我们在放弃自己的良知的同时，再去漠视善良的他人被这时髦的机器杀害时的血腥，甚至也要靠人血馒头来养活我们的家庭；由此，我们的百姓也要在这时髦的机器的轰鸣中，被它的丑恶喧嚷着，因被欺骗而和着它的流氓狂妄的节奏，越来越远离了人的善良的本性，走向和它一样的堕落和毁灭。

这，就是江主席为中国带来的新的时髦，彻底泯灭中华民族良心正气与道德的新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