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权纪录令人震惊，当时中国已完全同世界隔绝。外面的世界根本不知道，由毛泽东执意发动的大跃进所引发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这个境遇。那些表现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人都会遭到惩处，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会被处死，有时甚至割断一些人的声带，来阻止他们开口说话。
即使在实行经济自由化后，中国的人权形势也是深不可测的。邓小平继续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他对1979年镇压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负有责任。其中，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政府用坦克和机枪来镇压平民，已把中国侵犯人权的纪录永久地摆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六四以后中国的人权已得以改善，那么绝大多数都是对国际压力的回应。这也是促使中国领导人作出改善的最有效的方式。另一个绝对的事实是，中国政府的确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人权”协会，可能也是假冒的，但它显露出，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对人权的指责很敏感。如中国人权研究协会的成立，其目的显然是想挡开国际社会的批评。上个月，中国又修改了宪法，加上了保护人权的条款，这一举动暗示其承认了道德上的失败。但众所周知，中国的宪法只是一纸空文，其中包括所有政府应该执行的原则，实际上都没有得以执行。
继续压制国内批评者，已使中国领导人愿意做出根本改变的猜测变成谎言。中国声称目前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但即使这是真的，至少跟15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和平抗议相比，也能证明这个“最好时期”是多么糟糕。
我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例子。1989年，我被中共中央委员会非法投进监狱，两年后才签发出正式逮捕令。中国国务院1989年7月的“平定反革命暴乱报告”试图把我同抗议的学生连在一起，但检察人员却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些指控，1992年，在经过只有45分钟的审判后，我被判处入狱7年。甚至在我已经服满刑期后，又被多关了一年，然后才有条件获得释放，让我搬出居住著其他部级官员的公寓。
我家搬到北京郊区的一幢公寓，使有关人员紧密监视我的活动变得更加容易。在我获释后不久，我所居住的公寓就间隔起来，安装一个大门，同时摄像机也对准了公寓的入口和前后窗户。现在，这个公寓被24小时监视著，我的客人都要经过检查，并强行“登记”，禁止任何记者采访。在我获释后，我的电话一直被监听，自从上个月起，我的电话已被切断，剥夺了我打电话或上网的权利。
在我试著离开家时，任何时候都有4至5名国安人员紧密跟踪我。这些人的出现有效地阻止了我的正常活动，例如有这多人跟著我，我就不能随便去拜访一些朋友。有时，这些监视人员也采取直接行动，如他们曾为阻止我去参加一个古董展览会，强迫我坐进他们的车，还把我70多岁的妻子推倒，当时所有人都声称是代表“政府和共产党”。所有这些对我人身自由的侵犯，都明显地违反法律。
我的现状还不是最坏的。曾因反对邓小平在 1989年武力镇压天安门事件的中国前总理赵紫阳，甚至还无法享受到我所获得的这些有限的人身自由。晚上，赵紫阳家的前大门被人用自行车锁从外面锁上，以此来限制他和他的家人呆在家里，中国农民也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他们的家畜。现在已八旬高龄的赵紫阳患有重病，但他的自由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味著无所谓，很显然，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处境已没多少希望会得以改善。
中国侵犯人权的案件正在日益增多，已超过了像赵紫阳和我自己这样的敏感政治案件，成千上万的上访者相信他们有权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他们只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接受他们的投诉审理他们的案件。然而，这些上访的中国公民已被政府当成讨厌的负担，被视为一种“不稳定”的因素。上个月，在要把保护人权写进宪法的人大会议召开期间，许多上访者被强迫驱出北京，或被暂时关押起来。
此外，中国政府仍以专横的姿态干涉一些他们不应插手的事务，如批准什么的教堂让人参加，可能练习什么样的功。任何公众讨论的话题仍是政府严控的主题，随时都会被扼杀。同国际组织进行接触，哪怕是联合国或外国通讯社或提供有关人权方面的资讯，都会被定为“危及国家安全”的罪名。
在面对一个理论上接受人权概念并自夸已改善人权，实际上却在毫无悔意地继续侵犯人权的政府时，改善这种局面的最好方式就是抓住每一次机会，在每一个可能的讨论会上，对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批评。
鲍彤小传
鲍彤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前中共中央委员、原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六．四”后被公开以司法定罪。已服完刑期被释放。1998年起公开为赵紫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呼吁。
(华尔街日报)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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