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报》与中共两任总书记的兴衰

“《导报》事件”相关的两个人就是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先生和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导报》与他们此后的命运捆在了一起。

江泽民下令查禁该报，撤销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并派工作组进驻报馆。江泽民因为查封上海《导报》中所采取的强硬措施以及此后在“六四”中的背后作祟而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而赵紫阳先生几次化解《导报》的危机、保《导报》过关，这后来也成了赵紫阳先生所谓支持、纵容自由化的罪状之一。最终，赵紫阳先生成为“六四”权位最高的受难者。

就这段历史，大纪元记者辛菲特别采访了亲身经历者、知晓很多内幕、当时担任《导报》编委兼《导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的张伟国先生。张伟国先生见证了江泽民镇压《导报》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整个过程。

张伟国先生曾任《导报》编委兼《导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

赵护《导报》 江封《导报》

张伟国指出：查封《导报》这件事情是江泽民参与中共党内保守派“倒赵”阴谋的一个步骤。江泽民与“六四”的关系相当大。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纪思道曾经对张伟国说：“六四”的直接得利者有两个人：一个是他自己，他因为报导“六四”而获普利策新闻奖；另一个是江泽民，因为镇压“六四”而发迹。

在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导报》是最早、也是最活跃的倡导政治体制改革的报纸，一直受到改革派的关注，《导报》面临的几次危机，也由于赵紫阳和他的助手们的帮忙才得以化险为夷。所以一直有人误以为这个报纸的后台老板就是赵紫阳，其实不是，只是《导报》和赵紫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理念信仰相符，彼此有默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忌恨赵紫阳的保守派，借着打《导报》来打击赵紫阳。所以，从某种角度讲，六四之后《导报》也是和赵紫阳一起“同赴国难”，最后赵紫阳下去了，《导报》也牺牲了。

张伟国介绍说：《导报》早期是一个经济类的报纸，叫《世界经济参考资料》，主要参与其中的老报人当时主要是一些经济学家和老报人，《导报》创办之初的办报方针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服务，突出自己是对外经济的一个窗口。目前在中国大陆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那句口号 “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就是出自《导报》，这个口号其实也是《导报》精神的一种写照。但在办报的过程中，发现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

《导报》当时被认为是大陆思想最开放的报纸，甚受学术界和青年学生欢迎。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后，张伟国与《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联合举行悼念胡耀邦座谈会，此后该报总编辑钦本立用整整五个版面，刊出张伟国报导座谈会的专稿，为胡耀邦鸣不平。江泽民、曾庆红高调查禁报纸、将钦本立撤职，并派工作组进驻报馆。 在《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指责学运为“动乱”后，江泽民进一步下令《导报》停刊。这件事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抗议。

当年《导报》同仁们和新一代有志青年
在89年的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我们都是钦本立！”的标语。

钦本立在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里有很多关系，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属也应邀作《导报》的特约记者，这样的话，他有很多内部消息渠道，同时又相应的有了很多保护，这个报纸往往比其他报纸快一拍，理所当然比其它的报纸受重视、受欢迎，在市场上销得不错，一时间，知识分子看《导报》称为一种风气。

“六四”期间《导报》风云咤起

张伟国指出：《导报》在89年“六四”中是个很瞩目的事件。事件的起因也是为了悼念胡耀邦，4月15日，胡耀邦病逝后，《导报》的总编辑钦本立先生在当天《导报》的头版显著位置上，向胡耀邦表示了哀悼。

4月19日，《导报》由张伟国出面和戈扬主办的《新观察》杂志，两家合作在北京文化部的会议室举行了一个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当时参加的人体制内的、体制外的都有，也有胡耀邦的老部下、老战友，也有在改革开放当中起到很大作用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李锐、李昌、于光远、胡绩伟、秦川、苏绍智、严家祺、戴晴、陈子明，大概有50多人。会议上，大家怀念胡耀邦过去的一些政绩，也对在广场上已经有人悼念的情形发表了一些看法。

其中有两个人的发言特别受到关注，一个是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祺先生，他提出了共产党一直没有解决政治体制方面的权力更替的问题，即最高权力更替是非程序化，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胡耀邦实际上就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是通过一个组织生活会、非程序化地把他搞下去的。另外一个是女作家戴晴，她在会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历任中共总书记都是没有好下场的，从陈独秀开始，一个个数下来，一直到胡耀邦，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这个话也引起很大的震撼。

会议结束以后，身在北京的张伟国向上海的总编钦本立汇报了这个会议的情况，并按照往常有类似活动的惯例，询问这次活动的报导给多少版面。钦本立一反常态地说：有多少，报多少。这个是从来没有的，以前通常只给部份版面，张伟国意识到这件事很特别，所以就赶了两个晚上，写了二万多字，专门报导了这个会议的详细情况和大家的发言。

江曾陈查封导报

上海市委听到了《导报》报导胡耀邦的事情，就提出要看《导报》的清样。钦本立也被弄得莫名其妙，因为以前《导报》的清样从来没有被要求审查，但是鉴于是市委领导提出的要求，所以报纸一边在印刷厂印，一边他又派人把报纸的清样送到上海市委宣传部。

市委宣传部看了清样以后，当天晚上，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和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钦本立谈话，让他一定要把文章中严家祺、戴晴的发言内容几百字删掉，否则不能出版，钦本立不同意，表示出了事情他自己负责，跟他们磨了很长时间，钦本立还是坚持由他自己负责，不同意删节。曾陈两个看说服不了钦本立，就去把当时担任《导报》名誉理事长的（前上海市长）汪道涵请来，又把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请来，给钦本立施加压力，说这是个重大政治问题，而不是业务问题。江泽民声嘶力竭地严厉斥责钦本立，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丧失共产党的党性原则。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钦本立答应把这个报纸暂时不拿到市场上去，然后就通知印刷厂和邮局不发行，等待修改，当天他到半夜才回家。

但是报纸在上海有两个发行渠道，一个是通过邮局，邮局到印刷厂去拿，到各个零售点或者邮寄发出去，还有一个发行渠道是外面的人不太了解的，中共有个机构叫机要局，专门是发给高级干部的。钦本立通知到印刷厂，印刷厂只是拦了邮局的，而机要局的因为印刷厂一般不管，所以有部份报纸通过内部机要局通讯的发行渠道流传出去了。

4月26日，江泽民在有一万四千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上宣布：鉴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决定停止他的领导职务，并向该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钦本立听到这个决定后表示：“我不服气！我要申述！”“这完全是一起新的冤假错案。”

此时，赵紫阳正在北韩访问。江泽民向主持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打电话，要求中央表态，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作。于是新华社发电讯、《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都转播了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决定。

江泽民派当时的上海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到《导报》进行整顿。这段期间，有很多波折。刘吉下令张伟国回上海，接受审查。张伟国对他说：“是钦本立派我来的，在我的心目中，钦本立还是老总。如果要我回去，你叫钦本立下命令，我不承认你这个工作组。”

赵紫阳批江 张伟国诉江

当时刘吉工作组在上海下了很多命令，规定《导报》的同仁不能向外透露消息，规定了很多纪律，所以当时报导的一些新闻、内幕以及被整肃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张伟国在北京向海外的媒体发布。

由于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出去，就引起了整个中国新闻界的关注，新闻界都起来声援《导报》，走上街头游行，要新闻讲真话，恢复钦本立的职务，还我钦本立，还我《导报》啊，都是当时新闻界叫出来的口号。

形势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来以后，他批评了江泽民把这样事情处理糟了，新闻界那边也就在《导报》事件的引发下，由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在北京跟新闻界对话沟通，讨论新闻改革。这实际上就催生了1989年5月中旬那几天中国大陆新闻最开放的一段时期。

同时，这个也是89年运动的性质有很大的改变。在以前，86年的学潮，基本上局限在学生运动里边，89年因为有了《导报》这个事件，实际上它就越出了这个界限，它先是通过新闻界介入到民主运动当中来，然后就是其他的知识分子，社会各界越来越多。

所以在5月13号绝食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导报》这个事情一直是个焦点，而且由于它是一个焦点，中央和新闻界的互动出现了一个比较良性的势头。

那时候，《导报》的人员认为，如果《导报》能够通过法律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那比较能够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依靠法治来保障。鉴于此，张伟国在北京请了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人民大学的一些搞法律研究的专家教授，组织了一个班子，专门起草了起诉江泽民和上海市委的起诉书，准备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来使得《导报》事件有一个新的结果。

当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提出诉讼的，一个是从行政法的角度，因为报纸按道理讲是属于新闻出版系统，属于行政系统管的，江泽民作为市委书记不能够来越权撤钦本立的职务的。另外一个，由于江泽民对钦本立的撤职，《导报》不能正常出版，《导报》本身的经济利益、《导报》读者所受到的这些损失，都需要江泽民和上海市委要来承担，实际上就涉及到民事损害赔偿。

张伟国说：“我们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国的新闻改革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了，进一步就进十年，退一步就退十年。所以那个时候，从钦本立到我们下面的记者编辑也都非常坚持这个立场。我也感觉到，我们如果能顶住，实际上对整个新闻界争取更大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空间是很重要的一块基石。由于大家有了这个共识，所以《导报》一直没退。”

89年学生运动在5月13日开始绝食之前，声援《导报》、要求新闻自由，是当时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且也史无前例的使新闻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加入到这场民主运动中，所以一些评论家认为，“《导报》事件”是八九民运从学生运动转向社会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1989年参加游行

江泽民在5月初上海市委干部会议上发泄气恨，甚至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拍着桌子就讲：“我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我就不能撤一个局级干部的职务吗？” 钦本立行政级别是一个正司局级干部。

被赵紫阳批评后，江泽民在上海好几次局级干部会议上做检查，说没处理好，甚至于说自己是“缩头乌龟”。那个时候，他惊慌失措连讲话都语无伦次。张伟国说自己也遇到过江泽民找与钦本立、与导报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与两方面都有关系的老同志疏通，希望《导报》退让一步，他也不再处理钦本立了，钦本立照常上班，《导报》也就不要再折腾他了。

赵紫阳批评江泽民、江泽民认错之后，上海市委准备了一套方案，万一中央追查起这个事情来，就让陈至立出面承担责任，说处理《导报》完全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的，其实是做江泽民的替罪羊，陈至立表现的对江泽民很忠诚。张伟国指出，这也是为什么“六四”以后陈至立能够发迹的一个根本原因。

张伟国还讲述《导报》的另外一个记者陈乐波（干部子弟、《导报》编委兼中国经济部主任）的插曲。汪道涵曾经把陈乐波带到江泽民家里，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他来做《导报》的工作，劝让《导报》妥协。陈乐波那次在江泽民家里把江泽民教训了一顿，而且跟他讲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逆历史潮流而上断头台等故事，使江泽民怒火中烧。后来江还在有些场合提到这件事，说竟然我们的干部子弟说我要上断头台！

“六四”开枪以后，江泽民主要点了张伟国、陈乐波的名，恶狠狠地对身边人说：《导报》的年轻人比年纪大的人还要坏！

作为江泽民参与“倒赵”阴谋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江泽民还通过前任上海市委的领导人陈国栋、胡立教等老同志（离退休老干部）之口，在1989年初向中央政治局和中顾委常委们发出通报，批评赵紫阳只搞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基本点而不是两个基本点。赵紫阳当时的回应是，十三大路线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新闻界游行声援 《导报》坚持不退缩

5月3日后，上海青年报等新闻单位和知识界人士相继到《导报》声援；5月4日首都200多名记者走上街头，加入学生的游行队伍，从而使89民运的主体结构中增加了知识分子的成份；5月9日，首都记者代表在全国记协递交有千余名记者编辑签名的请愿书；5月16日北京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5月15日上海知识界发表呼吁书；这一系列活动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

5月18日，《导报》举行中外记者座谈会，钦本立自停职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他对中外记者讲：“自己向来是守纪律的”，“倒是不守纪律的阻碍了《导报》的正常出版。”“《导报》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新闻改革滞后。”

5月19日下午，钦本立会见了华盛顿邮报记者，5月20日，钦本立参与组织上海万名党员签名。戒严之后，5月22日钦本立率《导报》同仁冒雨上街游行。期间，上海市委与《导报》骨干成员进行斡旋：“只要钦本立肯检讨，就可以复职。”均遭钦的坚拒，钦称“这不是我和上海市委负责人的面子问题，而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改革的面子问题。”

1989年导报事件后，记者们参加游行要求说真话，图为人民日报记者。

最后一期报纸是卡在5月8号那期报纸。因为5月8号直接刊登了“世界经济学会”声援导报的内容，直接批评了上海市委。

因为当时钦本立被停职审查，报纸在印刷之前都要主编签字，当时工作组组长刘吉把它卡住了，坚决要把这篇撤下去，《导报》不妥协，所以一直斡旋到将近戒严。到戒严的时候，《导报》自己也发表了声明，跟上海市委不妥协。钦本立也出来开记者招待会，也到街上参与游行，后来都成为了他的罪状了。

“六四”以后，《导报》被彻底查封了，人员都被遣散了。钦本立一直被隔离审查，最后得了癌症于91年4月15号去世，至死拒绝认错。临终之前，《导报》的人到医院去看他都很困难，要经过好几道关卡。张伟国91年1月出狱后经过曲折的过程，终于见到了钦本立。

张伟国、阮江宁、陈乐波、许小微四个记者被抓起来。许小微被关了一年多，陈乐波关了将近1年，阮江宁关了1个多月，张伟国被关了20个月。等到张伟国出狱的时候，《导报》基本上已经人散得差不多了。一直持续到92年，才把《导报》的清理工作做完，把工作人员全部遣散。

在这个遣散的过程中，陈至立下了一个决定，就是不许《导报》的人再从事新闻工作，不能再去当记者。所以很多人都改行了，到一些公司里去工作，或者是出国，或者是搞别的专业去了。

江泽民化装入京 参与“六四”决策

88年底、89年初的时候，江泽民以老人们的名义给政治局打报告，批评赵紫阳只搞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三大的基本路线是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上海市委送上去的，是江泽民在后面做的小动作。

江泽民5月下旬就去了北京，当时民众堵戒严的部队，哨卡都进不去，路上都有老百姓的哨卡拦着，不让军车进去，交通都被堵了。所以江泽民还是化了装才进去的。江泽民进京后，就没回上海，事实上他在北京参与了“六四”期间武力镇压学生的整个决策。

起初并没有公布江泽民作总书记，一直等到十三届四中全会，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那个时候才公布说江已是总书记。江泽民自己后来也透露，当时是温家宝到机场接他，然后化装才进得了北京城。

“六四”密件公布江泽民支持镇压

《天安门文件》一书透露，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将江泽民带到陈云、邓小平家中，拜见中共元老的细节。

“六四”密件中某些会议纪要透露：江泽民早在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敢于当面顶撞赵紫阳，坚持镇压《导报》有理。后来老人们在赞赏江时，还提到“四二六”社论后上海闻风而动召开万人大会，北京戒严后上海最先支持，云云。早在屠城之前，江就写密信给邓小平，信中说如不采取“果断措施”，“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就要亡党亡国”，云云。

江泽民受邓小平委托参与“六四”镇压的决策和实施，在中共的“六四”档案中也有记录。5月22日，江泽民赴京汇报工作和思想，5月23日，邓小平在西山接见江，得到邓的赏识，邓告诉江准备接替赵紫阳成为中共总书记。江随后奉命回到上海，把当时访美归来的人大委员长万里软禁起来，以邓的密信迫使他表态支持戒严。由邓的建议，江于5月27日起参加了“五人核心班子”，行使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力。五人核心班子组成后，直接对邓负责，全权处理“六四”事件。其中江泽民是表现“最为积极”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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