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怡在博士毕业典礼上。

采访中王文怡手机电话铃声不断，据说这一个多月里，她接受了来自全球各地媒体的采访80多次，每天东奔西走，很是辛苦。但她笑着说早已习惯这样高强度的生活了，这些年除专注于临床医学的外科病理诊断外，她还兼任《医学和生活》杂志的总编，同时还是大纪元的兼职记者。家里先生是电脑专家，儿子女儿分别就读于高中初中。她经常睡眠时间不超过4小时，有时忙起来了，只睡1，2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

王文怡给人的印象是人如其名，文静、雅怡，让人很难联想到她在白宫的举动。下面是她讲述的一些生活经历，从家族的悲欢离合到个人创业的艰辛，从恋爱故事到生儿育女，从马耳他奇遇到白宫起因，记者只是简单记录下来，原滋原味奉献给读者。

姥爷自杀 奶奶被人共产共妻

我出生在1958年10月的长春。妈妈和爸爸都是机关干部，做会计工作，家里有个比我小三岁的弟弟。

听我妈妈讲，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在外地工作的姥爷突然请假回家了，只见他嘱咐这个要听话，那个要注意身体，临走时，姥爷抱着我看了很久，突然说： “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说完他流下了眼泪。第二天妈妈接到电报，说姥爷喝卤水自杀了，死时才五十多岁。妈妈和姥姥哭成了泪人，别人说姥爷是“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原来40年代初，姥爷为养家糊口曾开过铁匠铺和器械修理厂。当时驻扎在长春的国民党部队曾来他的工厂修过枪。50年代后，共产党实行公私合营，姥爷把自己的工厂归公了，但他的工厂曾替国民党修过枪支的历史却被人揭发出来了，于是姥爷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

姥爷是个耿直内向的人，别人逼他不停的交待检讨是“如何帮助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人的”，姥爷说不出来。本来他就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意思嘛，结果就更被迫害。共产党整人的时候，就是想用暴力让人产生恐惧，最后屈从。可怜的姥爷被毒打的受不了了，但他又不愿屈从，最后被逼上了绝路。

我爸爸那边也不太平。爷爷家以前很有钱，是个掌柜。爸爸小时候还请老师到家里来上私塾。后来爷爷不幸去世，家里的钱很快花光了，奶奶带着四个孩子，生活非常艰难。

27 岁守寡的奶奶，本想把孩子拉扯长大，自己守节从一而终，没想到50年代后，共产党强制把奶奶分给一个贫农光棍作了媳妇，那时叫“共产共妻”，娶不到媳妇的，共产党给你分一个。直到1956年，奶奶才被爸爸用钱“赎”了出来。在我记忆里，知书达理的奶奶一向是沉默寡言，拿着一本《雷锋的日记》读，更多的时候沉思不语，以泪洗面。

爸爸由“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

王文怡（小莉）满一百天时留影。

毕业后，爸爸到天津当了个文官。40年代后期，天津的国民党没怎么打就和共产党的军队合幷了。后来爸爸随部队到了长春，最后转业到了医科大学作财务会计管理。

单位的同事和邻居都公认爸爸是个大好人。爸爸为人认真耿直，他不善言语，当众说话，整个脸都憋的通红。文革时搞揭发批判，还不等别人揭发，爸爸自己先主动交待了上国民党军校的历史，“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就结结实实的扣上了。那时候他被大会小会不断的批判，整个人随时都要“低头认罪”，否则别人的拳头和棍子就落到了身上。

祸不单行。爸爸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常被造反派找去抄大字报，每天要抄很多，终于有一天爸爸累得头晕眼花，无意中把大字报必须写的句子，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写成了“无寿无疆”，于是爸爸一夜之间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我现在都还记得那天爸爸被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抓的情形。那是个八月十五中秋节，一家人正准备吃饭，突然一伙造反派急冲冲的闯进我们家。不由分说就把爸爸逮捕了，同时还把妈妈捆上带走了。

受人欺负的“狗崽子”

从那以后，家里再也听不到笑声，妈妈经常是哭得眼睛发红，爸爸被抓走隔离，有很长时间我去“群专”送报纸。很快我以前的小朋友们也不跟我玩了，一些小孩子叫我们“狗崽子”，朝我们吐口水，扔石头，欺负我们。

我妈常说，我们家两个孩子的性格要是颠倒过来就好了，弟弟很胆小，动不动就爱哭，我胆子大，爱打抱不平，遇事有主见。记得有一次，不到六岁的弟弟被七，八个十几岁的大男孩围打、谩骂，弟弟吓的爬到树上躲起来，可那帮男孩还站在树下扔砖头打弟弟。我听说后就跑去解救。

我对那些男孩说：“你们这么大，怎么欺负小孩？”他们不听劝，继续扔石头，看看瘦小的我，还骂着说打这个“狗崽子”，我挺身站在那几个大男孩前面，手里捡起一块砖头，大声喊：“你们欺人太甚了，如果再不住手，我就不客气了！”，没有人理我，他们继续朝弟弟和我扔石头，我拿着砖头朝着那个领头的男孩扔过去，坏小子们这才一哄而散，那天晚上，因为这件事情，我妈妈还被叫到街道委员会挨训呢。

被打成反革命的父亲后来被下放到长春郊区的农场劳动，每周爸爸才能回来一次。我一直十分敬重父亲，他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是个非常好的人，爸爸时常教育我们要做个好人，凡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小时候就在这样一种被歧视被欺负的环境中长大了。我心里十分不解，不明白世道为什么这样，父亲母亲都是好人，却遭此迫害，他们明明知道共产党做得不对，却选择在无奈中沉默不语，巨大的政治压力使他们畏惧，只求在夹缝中生存，服从着这个庞大的政权统治下去。我觉得很不公平，但又没有办法解脱，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学校里，自己什么都做好，让任何人在其它方面找不到什么口舌来攻击我。

从小我的学习成绩都是班上的前几名，在各个方面都很突出，我的体育能力也很好，200米，400米和800米跑，我都得了全校运动会奖。我还喜欢唱歌跳舞，自己学会拉二胡，在学校里是公认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环境的艰难和父母的教育使得我懂得了，坚持不懈克服困难去努力以及帮助别人是人的美德。我样样在班上是最好的，可第一批入少先队的没我，第一批入团的也没我，后来同学们都知道，家庭出身不好影响了我的前程。

忘年交接下的善缘

王文怡游长城

当被下放的人哭哭啼啼的上了火车后，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在笑。当时坐在我们旁边的是爸爸的老同事：帅叔叔。我看见帅叔叔一直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什么也不吃，就上前关切的问他：“叔叔，您怎么不高兴啊？”见他不回答，我接着关心的说：叔叔，我给您唱支歌吧，让您高兴高兴。帅叔叔还是不高兴，于是我就说：叔叔，我给您跳个舞吧，您高兴一下吧。于是这一路我就关心的陪伴着这位不开心的叔叔。

很多年后，帅叔叔对我爸爸说，“当时小莉救了我一命”。（我的小名叫小莉）。帅叔叔原来是医院的党委副书记，文革时突然被人诬陷，还被战友出卖，结果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农村。当时帅叔叔深感人心险恶，世道不公，心中忧郁不乐。

火车上，当帅叔叔看到我以小孩特有的纯真善念和乐观，关心帮助着他，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还有温暖，还有希望，而暂时不再为下乡的前景而悲观颓丧。后来帅叔叔在我最困难时帮了我，这是后话。

只要精神舒坦，吃点苦算什么？

到农村后，我们就和当地孙大爷家住在了一起。当我们到延边的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上西山砍柴，好用来烧火做饭。当时我想，爸爸妈妈身体不好，还是我多干点活吧。于是孙大爷陪我一起上了山。

我们来回走了十多里路，这是我当时走得最远的一次。我砍回了四捆柴，背着回来。看着那比我人都高的几捆柴火，深一脚浅一脚的从崎岖的山路上走回来。妈妈心痛的大哭了一场。可我觉得没什么，只要人精神上活得舒坦，肉体上吃点苦算不了什么。

记得小时候妈妈还讲过，在农村的那三年里，有一次妈妈要杀只鶏过年，可爸爸和弟弟弄了半天，都不能把鶏杀死。最后妈妈找到我，才算完成杀鶏任务。妈妈由此也看出我胆大，适合学医。

三年后我们全家搬回了长春。记得我们离开的那天，孙大爷家和我熟识的那条大黑狗紧紧地跟着我，呜呜的叫唤着，一步也不离开。在农村的那些日子了，黑黑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去挑水干活，到哪它都跟着。

当我们到了火车站检票进站时，黑黑没有票，人家不让进去。一会儿突然黑黑不见了，我还以为它回去了，可我一进站台，远远就看见它在那站台上等我了，聪敏的黑黑绕了一大圈进到站台，就为了送我。几年后听弟弟讲，黑黑被人杀来吃了，听到消息的那天，我伤心的哭了很久。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和朋友留影。

当时我们两人在同一公社的相邻两个村插队，有一次我们在回长春家的汽车站遇上了。大家等车等了很久，好不容易车来了，可那汽车却停在了离站台很远的地方。大家便争先恐后的朝汽车跑去，据说我当时跑得很快，因为我是运动健将嘛。还有很多人没跑到，车就准备开走了。

我一下跑到汽车跟前，伸出双手招呼着把车拦住，对司机说:“等等，还有那么多人还没上来呢”。后来司机等大家都上车后才开走。

因心脏病差点没上成大学

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最早我的志愿报的是吉林大学数学系物理系，还有东北师大，我想出来当老师。是后来妈妈劝阻，我才又改了自愿，报考白求恩医科大学学医的。

记得我在高中时，那时“革命小闯将黄帅”提出要“抛开老师闹革命”，于是老师被赶出了学校课堂，而让一些高中生来给初中生上课。我因为成绩好就被选去当了数学老师，还做了86人的班主任。

那段日子留给我的记忆非常深刻，跟孩子们朝夕相处，让我非常喜欢老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能培养下一代，这个职业很神圣。于是我很认真负责的背课教书，学生们反映都很好，市里其他学校的老师还到我们班来观摩学习。但这种做法本身是有些误人子弟。没有正规老师教学，一般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准肯定有影响。

妈妈建议我学医。她的理由是，当时我们家这辈人中，15个孩子里就有7、8个儅老师了，妈妈说我胆子大，不怕看死人，人不怕吃苦，心眼厚道，适合做医生，而且医生这个职业救死扶伤，也挺神圣的，再说，我要是成绩好，今后可以留在医学院儅老师，培养医生，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听妈妈这一劝，我就改自愿，报考了白求恩医科大学。

一天晚上，爸爸偶然的碰到了帅叔叔，帅叔叔高兴的对爸爸说：“恭喜啊恭喜，小莉高考成绩这么好，上医学院是毫无问题的！”爸爸叹口气说：“唉，小莉体检不合格，说是心脏有杂音，是风湿性二尖瓣关闭不全，学校不要。”

“什么？！学校不要？你找领导了吗？”爸爸遥遥头，爸爸是从来不会因为私事去麻烦领导的。“你不去，我去！这么好个孩子，可不能给耽误了！”

于是帅叔叔到处找人，他说，大家看着这个孩子长大的，下乡前身体好好的，运动健将，都是下乡给弄的，再说成绩这么好，就算照顾家属子弟，也该给录取的呀。最后，经副校长特批，我才进了医学院上学。

留校、结婚、出国

王文怡夫妇。

在大学里我的成绩很好，但我一直连份入党申请书都没写过。经历了那么多的家庭变故和个人遭遇，我对共产党搞的斗争哲学早就看透了。当时我只想离共产党远点，只要把业务搞好就行了。

毕业时我们学校有80多个家属子弟想留校，大家都在拉关系走后门，我知道凭我爸爸的地位，我是不可能留校任教的。谁知那年走后门的太多了，大家互不服气，最后学校决定：按平时成绩排名，再考外语，前40名才有资格留校，于是我留在了医学院的药理室，后来搞临床药理研究。

药理主要是研究药性成分，药理作用，药在体内是怎么起作用的，有什么副作用等。实验中我们得用动物来做实验，那段时间里，我杀了很多老鼠，兔子和狗等，血淋淋的，让我未来的丈夫看了都害怕。

我和我先生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先生毕业于大连工学院机械系，后来分配到长春兵器部五五研究所。他导师的夫人刚好是我妈妈同一科室的阿姨，于是我们就认识了。

先生家有兄妹俩人，他妹妹患有严重的内风湿症，经常关节疼，疼得他妹妹直哭，还经常发烧失眠，吃了多少药也不管用，后来连穿衣服这样弯一下关节，她都做不了了。医生说得经常去温泉疗养，得长期吃激素等。为了治好妹妹的病，全家的钱都用来上面了，还不够。

先生就在这样一个苦难的家庭里长大，因此他很能吃苦，工作起来很勤奋，这一点很了不起。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南湖边上散步时，我看着他的侧面，突然觉得很面熟，好像以前就认识似的，这也许就是人们讲的缘分吧。当时我觉得我要是和他结婚了，我就可以帮助他了，于是我告诉自己：这辈子就是他了。

我们认识一个月后，他就去了上海搞合作科研，一去就是一年，一年后回来时我们就结婚了。那是1985年1月。婚后，先生对我一直十分的关爱，尽管他不修练法轮功，但他对我很支持，这次对我的白宫喊话也非常认同。

留校后，工作中接触了不少外国专家，为了搞好工作，也为了个人前程，我萌生了出国的愿望。于是每天下班后我就去吉林大学学英语。当时世界银行给我们学校一些贷款名额，专项用在出国留学基金上。

那时单位让一些工作时间长的工农兵大学生去参加GPT培训考试，我也被勉强同意参加考试了，按国家规定，GPT考过70分，就可去外语学校脱产培训一年，考过120分就可直接出国。当时那几位同事都没过70，而我考过了120多分。

起初单位不想放我走，因为我刚工作没几年，可这世界银行专项贷款不用也就废了，若是让我去了，至少还给学校增了光，于是我于1985年来到了美国。我后来还钱时，他们说，我是我们77级毕业生中第一个公派出国的。。

解读家族苦难

快乐的哥哥和妹妹。。

后来六四惨案发生了，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是哭着看完天安门屠杀录像的，明明看见坦克压死那么多学生，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却一直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学生。那天我们很多同学自发的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游行集会，要求共产党偿还血债。

六四事件使我对共产党更加失望了，于是我决定留下来读博士。中共野蛮残酷的统治，让我太寒心了，我下决心再也不回去了。后来按国家规定，我用自己的积蓄赔偿了当时公派送我出来留学一年的费用，另外还多加了一千多美元的利息。

很多年来对于父辈祖辈的经历，还有我自身的遭遇，同大家一样我从都没仔细想过，觉得天生就这样了，仿佛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六四的惨案和历次镇压，直到后来《九评共产党》，我才豁然开朗：这一切都是中共强加给百姓的苦难，没有共产党，这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

记得我看过一份资料，说中国大陆至少一半以上，将近三分之二的中国人，都程度不同的遭受到共产党的迫害，50多年来中共迫害致死的同胞有八千万之多，这样看来，我家人的遭遇只是中共暴政统治一个小小的缩影。《九评共产党》说：“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这段总结切中要害。我家人的遭遇，正是这种恐惧统治的生动体现和亿万中国人的缩影。父亲在经历了恐惧性的暴力折磨后，选择了沉默，顺从承受一切，乖乖的放弃争辩权力，无奈的去做共产党的臣民。我的外祖父，为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不再承受，在经历了恐惧性的暴力折磨后，无奈的选择了自杀。

中共在对民众的统治上，以权力掌握为最高出发点，人道，伦理，人性和道义都不是它考虑的立脚点，这在本质上就决定了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欺压百姓、违反人性的邪恶流氓集团。多次的暴力镇压和屠杀，使老百姓有了恐惧感，面对中共这个掌握国家庞大机器的政权，人们求生存的欲望，逼迫很多人认可中共的胁迫，无视人类的道德，良知， 对中共的罪行缄口不言。

这个政权就像纳粹政权一样，无论它经济上多发达，多腾飞，最终带给人类的只有灾难。因为没有人间正义和良知的支撑，社会的道德必然下滑，其政权一定是反自然、反人类、反人性，最终这种政权是要遭到历史的淘汰，走向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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