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2000年就有另一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獎，他就是因小說《靈山》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先生。

2000年10月12日，60歲的法籍華人劇作家、畫家、小說家、翻譯家、導演和評論家高行健先生成爲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瑞典科學院對高行健作如下評價：「具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爲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

1940年，祖籍江蘇泰州的高行健出生於江西贛州，父親是一名銀行職員，母親是基督教青年會成員，做過抗日劇團的演員。在母親的影響下，高行健對戲劇、寫作產生了興趣，從小就有塗鴉的愛好。1950年，中共剛剛非法統治中國，高行健全家搬到了南京。

1952年，12歲的高行健就讀於南京市第十中學，以前這所中學是一個教會學校（金陵大學附屬中學），能夠接觸到許多的西方翻譯來的着作。那時中共還騰不出手來整治學校，當時高行健師從畫家鄆宗嬴先生學畫素描、水彩、油畫以及泥塑。對這段時光，高行健回憶到：「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學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夢裏」。

1957年，反右大浪潮開始，高行健高中畢業，聽從母親的建議，沒有報考中央美術學院，而考入了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1962年，高行健從法語系畢業後，在中國國際書店從事翻譯工作。1970年，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期間曾到安徽寧國縣港口中學任教。1975年，返回北京，任《中國建設》雜誌社法文組組長。1977年，在中國作協對外聯絡委員會工作。1979年5月，作爲全程翻譯，陪同巴金等中國作家訪問巴黎，回國後高行健發表了《巴金在巴黎》。1980年，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編劇。1981年著作《現代小說初探》引起中共不滿，1982年，與與鐵路話劇團創作員劉會遠（中共元老谷牧的兒子）合作創作了《車站》《絕對信號》等話劇，由北京人藝演出，引起轟動，並被中共「關注」。

1985年，多才多藝的高行健在北京與雕塑家尹光中舉辦泥塑繪畫展，開始受到海內外媒體的關注，這也是高行健在大陸舉辦的唯一一次畫展。同年，應邀赴歐洲五國（德國、法國、英國、奧地利、丹麥）訪問八個月，在柏林文化之家舉辦了個人畫展，獲得了超乎意料的成功，賣畫獲「鉅款」四萬馬克，從此高行健開始了以畫養文生涯，獲得了更多寫作上的自由。1987年，高行健應邀赴德國從事繪畫創作。1988年開始，在巴黎定居。
1989年，成爲法國「具像批評派沙龍」成員，以後連續三年參加該沙龍在巴黎大皇宮美術館的年展。1992年，榮獲法國政府頒發的「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1997年，高行健加入法國國籍。1999年，高行健的畫作在巴黎參加羅浮宮第十九屆國際古董與藝術雙年展。2000年，因小說《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等着作，高行健成爲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

中共對高行健獲得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異常憤怒，這從中共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的網站人民網發表專稿《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違背了諾貝爾遺囑》可見一斑。專稿說，「這次文學評選，可以說是諾貝爾獎金的大貶值。不論從評選的衡量尺度、工作方法和評選人組成看，諾貝爾基金會都必須做徹底改革。對此，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和文學藝術家早就提出多次呼籲，這次文學評獎進一步證明了這個呼籲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諾貝爾基金會需要諾貝爾獎金保持信譽，那就應該聽取世界各國科學家和文學藝術家的呼聲，趁早開始徹底改革。」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給了專事寫作反對共產黨作品的德籍羅馬尼亞女作家赫塔•米勒。中共新華網以《米勒憑什麼摘得09諾貝爾文學獎 更像"局外人" 》 爲題報道說，這一結果絕對屬於冷門中的冷門。其作品僅臺灣引進過一本繁體中文版的《風中綠李》，簡體中文版的作品則一本都沒有引進過。

報道還說，米勒「1953年8月17日生於（共產黨統治下的）羅馬尼亞的德語區，1987年移居德國，現居住在柏林。她的作品大多描繪羅馬尼亞下層人民的悽慘生活，處女作1982年在羅馬尼亞用德語出版，併成爲（共產黨的）禁書。」

會兩種語言的赫塔•米勒畢業後做了翻譯，羅馬尼亞特務機構「國家安全部」想讓她當特務，被她拒絕了，之後她被公司開除。隨後，她只能通過在幼稚園教書以及做德語家教謀生，並嫁給了另一位小說家理查德•瓦格納。在做翻譯期間，她寫作了短篇小說集《低地》，這篇小說未能在羅馬尼亞出版，但在德國出版後引起極大反響。她還曾多次對共產黨統治的羅馬尼亞政府提出批評。1987年，共產黨把米勒的飯碗奪去，她被迫與丈夫移民去德國。

美籍華人高錕先生獲得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這引發了中國大陸同胞的熱烈討論。有人問：什麼時候中國籍的科學家或文學家能夠獲得諾貝爾獎？ 其中很多人並不知道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就是咱們中國人的，但中共不但不讓國人知道，而且還指責那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違背了諾貝爾遺囑。

所以，有人總結出高錕先生獲得成功的關鍵兩步：

一、1948年，上海淪陷前夕，高錕先生全家從上海移居英國管轄地香港；

二、1996年，香港迴歸共產黨統治前夕，高錕先生從香港移居美國。

結論已經出來了：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取得諾貝爾獎的先決條件是：有多遠逃多遠。△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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