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智不愿意继续在国安部门内部继续工作，但却“转业”无路，即使到了海外仍然受到威胁骚扰，最后只好公开退党以示决心。根据李先生的讲话，他最不满意的，是中共把共产党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至上，为了对付威胁中共的各种团体和异议人士使用了庞大的情报资源，甚至损害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其实，有这样看法的不只是李先生一人，几年前我就听过其他的中共官员做过类似的抱怨。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谍报人员，而培养发展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非常不易，除了天时地利之外，情报人员本身的素质非常重要。那位抱怨的官员说，本来可以为一些“国家利益”贡献的情报人员，被中共动用来对付异议人士和异议团体，后来被所在国家发现曝光的不少。

这种情况在公安系统中也同样存在。公安部中的所谓“国保系统”同样动用大量资源对付异议人士和团体。国保警察不但使用最好的设备，而且经费也最为充足，但普通的公安警察经费不足，以致要向报案民众收取“破案费”。中国近年刑事案件急剧上升，社会治安情况严重，和这种经费倾斜不无关系。

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对于中共来说都无法和“党安”的重要性比较，遂有很多问题发生，而内部人的不满也极为自然。

其实，在明眼人看来，党的利益超越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对中共来说历史悠久。上世纪苏俄侵占中国利益和日本侵华期间，中共政策都是以“党的利益”为优先考虑的。即使是建政之后，党的排位也都在国家政府和立法机构之前。在《九评共产党》中，把这称为邪灵附体，确实有相当的道理。因为邪灵决不真的关心所附之体，遇到任何威胁，为保自己则必然毫不犹豫地放弃之。

因此国安和公安，必然都只能在“党安”之后才会加以考虑。可怜的是，不少国人仍然无法分清中共和国家的差别，也无法分清党的利益和民众利益的差别，所以才接受中共宣传的“反共反华”之说。李凤智能够一眼看穿中共把其党和国家民族捆绑在一起图谋，确实是明智之士。

其实，这样的明智之士并不罕见。凡已经宣布退出中共党团组织的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切断这条捆绑的锁链，使自己和中共截然分开。只要大部分中国人都清醒明智起来，中国历史的新一页也就必然到来。

(第113期《新纪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