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克魯斯於4月17日在臺北藝術大學
音樂廳演出。（攝影：言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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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臺灣絃樂團的練習室裏，今早的第一個學生拉着魏爾當（Vieuxtemps）的《芭蕾與波蘭舞曲．作品38》（Ballade and Blonaise Op.38）。如同多數的大師班學生一樣，她有備而來，穩健的弓法和出色的音準，未成年的少女有着超齡的颱風。不過……「現在，我只聽到幾個顏色」大師開口，用字正腔圓的英語說道：「我只聽到黑與白，我想聽到更多顏色」她把琴接過來示範。抑揚頓挫的幾弓，即刻點明了她所謂「顏色」的意義。放下弓時，她不忘補上這句：「如果再拉一次，我會試試另一種拉法。你需要多一點想像。」 這位小提琴大師是雪莉．克魯斯（Sherry Kloss），一個臺灣樂壇還頗爲陌生的名字，但她的老師海飛茲( Jascha Heifetz )則是無人不曉的樂壇傳奇。1974年，克魯斯考入海飛茲在南加大的大師班，隨大師習琴五年，畢業後被澳大利亞一所大學延聘任教。短短一年之後，一通電話將她召回大師班擔任助教，直到海飛茲退休爲止。 獲小提琴大師贈名琴 
《凝望──我眼中的海飛茲》中文
版。(圖/博大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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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克魯斯是海飛茲晚年知交併不爲過。套句流行語，被譽爲「小提琴皇帝」的海飛茲是「省話」一族，他不常以言辭表達對旁人的讚賞，尤其是他的學生。這也許與他自身的成長背景有關。據說，海飛茲的父母從未稱讚過他的琴藝，從來都只有批評。但海飛茲對克魯斯的重視是無庸置疑的，海飛茲身後遺留了四把琴，其中一把「託諾尼」曾在1917年伴隨他登上卡內基音樂廳，在一夜之間征服了美國。海飛茲在遺囑中將這把琴和他的「四把好弓之一」留給了克魯斯，無疑是對她最大的一種知遇與信任。「我想，我們有種默契」問到大師爲何將琴交到她手中，克魯斯說道：「我想那和我的成長背景有關，我父親話不多，但我們都知道他心裏在想什麼。當我第一天踏進這個教室，我馬上就了解這個班的語言，連話都不必說。」她繼續說：「海飛茲先生也一樣，他懂的他的學生，而我則是懂的海飛茲先生的人之一。」 也是出於這種「默契」，海飛茲以他獨特的表達方式「間接授權」克魯斯爲其傳記執筆。海飛茲終其一生未授權任何人爲其立傳，如被問起，他就回覆對方說，去看記者的報導就好了。1980年代初期，一羣人受邀到海飛茲的海濱別墅度假，包括他的學生在內。在乒乓球桌旁，海飛茲忽然沒來由的對克魯斯說了一句：「你會寫那本書。」當然，他指的是什麼書，倆人心知肚明。 展現海飛茲不爲人知的一面 
海飛茲頭戴假髮，興高采烈的參加化妝舞會。
(圖/博大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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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之後，《凝望──我眼中的海飛茲》一書問世，一切似乎都在海飛茲的盤算之中，可惜他無緣親見此書出版（海飛茲於1987年辭世）。海飛茲一生低調，面對「不近人情」的評語，從無意爲自己辯駁。這本2000年出版的小傳，彷彿也肩負着爲海飛茲平反的任務。克魯斯流暢生動的文筆，帶領讀者窺見海飛茲私底下人性的一面。書中收錄了許多珍貴照片，包括海飛茲在化妝舞會里戴假髮的搞笑扮相。這證實了一些音樂學者長久以來的懷疑：海飛茲其實是個外冷內熱的人──因爲他們從他的樂音中聽見了炙熱、濃郁的情感，而一個冷漠的人是無法奏出觸動人心的音樂的。作爲一個教師，她相信自己的職責是設法「讓學生超越自己的極限」，即使他們的程度、技巧都已經很好。然而，除了教授技巧、樂理之外，她更希望學生培養自己的風格。因爲，一個沒有風格的音樂家，人們只會說他「技巧很好」，而不會把他當成真正的「藝術家」。 
2009年全球華人小提琴大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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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海飛茲所隸屬的小提琴演奏黃金年代，她發現今天的音樂家「聽起來都一樣」。爲此，她發起「個人風格培育音樂學院」（Music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Style），顧名思義，就是爲了培養具有個人風格的音樂家而成立。也由於這個理念，克魯斯與華人樂壇結下了不解之緣。 2008年，她獲邀擔任新唐人第一屆全世界華人小提琴大賽的評委，並慨然應允，因爲她發現這項大賽要找的「不只是技巧，而是一種特質」。除此之外，大賽發揚正統文化的理念，也和她傳承先人遺澤的使命不謀而合。 爲使命，義無反顧 克魯斯生長在美國的一個波蘭移民家庭，在神童輩出的樂壇中，可算是「大器晚成」的音樂家。她以二十八的「高齡」成爲海飛茲的學生，早已超越了海飛茲認爲是無法調教的年紀。她坦然承認自己和班上得過國際大獎的同學們「來自不同的世界」，但她對音樂的使命感自小就顯露出來。她母親告訴過她，她曾練琴練到手指痛得大哭，淚流滿面。母親勸她別練，但她不聽，堅持要練，因爲「可是我得練啊！我禮拜六有課！我得練啊！」她回憶母親的話說。 對自己兒時的堅持，她的解釋令人意外：「我想，這是神的安排。就象我會遇到新唐人一樣，也一定是神的安排。」她在受訪時說。「這原本是兩個分頭進行的使命，但我們交會了。我們對於生命的目的懷抱着相同的理念。」 抱着神所賦予的使命感，克魯斯義無反顧的走了二十餘年。「……我一直都在奮鬥，我努力教導這些學生培養自己的特質。」克魯斯口中的「特質」不是指今日樂壇中穿着清涼養眼的辣妹，不是在舞臺上以花俏動作取勝的叛逆少女，也不是貌比名模的型男樂手，而是內涵，也是海飛茲口中的「說些什麼( say something )」。在指導學生時，她常要他們多加點「顏色」，所指的不只是琴的「音色」，而是生命的顏色，是想像力。「一個藝術家是生活中許多面向的總和。」克魯斯強調：「如果只做功課，沒有想像力，不去注意鳥的顏色，分辨各種香氣，或者品嚐中國菜裏不同的味道，你就無法將它們溶入音樂中……因爲只有技巧的音樂是空洞的。」 
魯斯在臺灣的小提琴大師班上指導學生。
(圖/博大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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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臺弦大師班的現場，這天，她對在場所有人朗誦了一首名爲〈評者無置啄之地〉（It』s Not the Critic Who Counts…）的詩，作爲對學生的鼓勵和期許，也爲自己的音樂生涯下了註腳。這首詩原爲老羅斯福總統（Teddy Roosevelt）一篇激勵人心的講稿，其中幾句是這麼寫的：「榮耀是屬於在競技場上的人……即使失敗，至少他曾展現傲人的勇氣。」克魯斯引用這段話，儼然也回答了海飛茲在課堂上常問學生的問題──「有誰準備好了？」。對克魯斯而言，這就像追問生命的意義一樣，「誰能說他自己準備好了呢？」克魯斯睜大了眼，不可置信的問。她說年輕的她總是那個想躲起來，是不敢舉手的人。但現在，看着她站在臺前，侃侃而談，傾囊相授，毫無保留。幾天來的奔波使她略顯疲憊，但那炯炯有神的雙眼依然投射出炙熱的光。我相信，是否「準備好了」，對眼前肩負神聖任務的她，似乎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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