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出生於中共高幹家庭，原本可以順理成章的成爲一名太子黨，享受高官厚祿，可是他卻選擇了中共邪惡抗爭。他曾因呼籲中國政治民主化而先後兩次被關進監獄長達14年半，雖歷經磨難卻依然壯志不改，20年來一直爲中國的民主事業奔波於各國政要之間。

一身便裝的魏京生先生本來打算到墨爾本休假，順便看看朋友，但一踏上澳洲的土地便難得清閒。因爲趕上最近中澳之間發生的一系列大事，他的好友、工黨聯邦議員 Michael Banby先生一聽說他到來，便給他安排了緊湊的媒體會面，因爲澳洲主流社會很想了解這位中國問題專家對當前時事的分析。

「力拓案是澳洲政府軟弱使然」

一聽到記者提問力拓案，魏京生先生笑着說，「不管政府議員還是媒體記者，每個人都在問力拓案，這真是澳大利亞人很關心的話題。」他分析了力拓案產生的原因，是由於澳洲政府對中共一貫軟弱的態度造成的。

「過去何華德政府的時候，什麼事情都聽中共的，甚至中共大使館爲了防止示威遊行在堪培拉違法的修欄杆，他也批准。那其實都是違法的，人行道是國有土地，憑什麼把人行道攔在裏頭，但過去何華德政府也幫着他們做，那就等於把澳大利亞政府的國格一點點降低了，慢慢就變成中共的附庸了，人家說什麼你聽什麼。」

「最後終於出問題了，力拓這個事情，想抓你就抓你，根本不把澳大利亞當回事，而且抓了你之後連證據也不提供，這就是很明顯看不起你。」

「力拓案是中澳關係的轉折點」

力拓案之所以會成爲社會的焦點，因爲它不僅僅涉及到國家的尊嚴，還牽扯了很多現實的問題，比如澳大利亞公民在中國做生意有什麼權利？有沒有人身保障？出現問題時澳洲政府會如何保護等等。

「力拓案之後澳大利亞社會就開始醒過來了，不能像過去那樣什麼事情都由着共產黨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這個倒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機。包括熱比婭來澳洲參加活動的簽證，其實陸克文政府也猶豫了很久，給不給她簽證？最終還是作出了一個比較正確的決定。我覺得澳大利亞社會也在逐漸的覺醒，逐漸找回自己國家的尊嚴。當然政府也得跟着社會走，民主社會的政府必須跟着社會走。所以最近又有一個大事，中共一看澳大利亞態度比較強硬了之後，趕快拿出500億的訂單來收買它，這個500億不是憑空落下來的，它跟近來發生的事絕對是有關聯的。」

「要貿易不要人權的時代已經過去」

雖然中共的訂單使澳洲政府再次面臨貿易與人權的選擇，但魏京生先生認爲，澳洲政府這次不會在人權問題上軟化下來。

“整個社會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你就是給我500億的訂單，你也不能侵犯我的權利，澳大利亞以前的幾個總理都是犯這種錯誤，只要錢掙到了，說什麼都可以，但現在看來不行。你作爲一個國家在這個地球上，沒有自己的尊嚴，成爲別人的附庸了，這是澳大利亞的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轉折點。力拓、熱比婭這些事件之後，我想澳大利亞應該和中國有一個新的關係：彼此應該尊重，不能拿澳大利亞不當回事，生意歸生意，人權歸人權。澳大利亞社會現在已經把人權當作一個很重要的話題，不能說爲了生意就不要人權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力拓案 中共要給自己找臺階」

轟轟烈烈的力拓案最後將如何收場，魏京生先生對此充滿信心，他說，「這事不用擔心，共產黨自己會找臺階下的。」

“胡世泰的案子已經降調子了，過去是『間諜罪』，後來又說『竊取國家機密』，最近又降到『竊取商業機密』，前幾天好像又降爲『不當獲得商業機密』。就是說，它要給自己下臺階了。這件事完全跟他們計算的相反，原來他們想的是『我抓了你就抓了你了，你們澳大利亞從來都是那麼老實，乖乖的，頂多我生意上再給你讓點步，你們是隻要生意不要人權的。』以前澳大利亞政府的政策給中共造成一個誤解，好像澳大利亞政府爲了做生意可以不要人權，可以不要尊嚴，什麼都可以不要，但實際上澳大利亞社會不能接受。這也是共產黨算錯了棋了，所以它得找臺階下。”

作爲最活躍的中國民主運動領袖之一，魏京生先生謙虛地說，「 這些年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動員國際社會的力量關注中國，共產黨有什麼陰謀了，要做什麼了，咱們把它的局給破了。這是共產黨最怕的。」雖然一生的時光都在爲民主而奮鬥，魏京生早已意識到，在中共的體制內是不可能實現民主的，只有解體中共之後，中國人民才有可能享受到民主和自由，而他也認爲這個日子不遠了，因爲 「一個政權只能靠暴力來維持的時候，它就氣數已盡，而中共恰恰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