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不禁使人聯想到官員問責制。衆所周知，在民主社會，問責制是一種追究公職官員責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官員出現失職、瀆職並造成不良後果或損失，出現個人行爲不端、生活醜聞並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等，該官員就會立即公開道歉，甚至辭職，情節嚴重的，還將導致其上司公開道歉或辭職，若是中央政府的內閣要員，在情節特別嚴重的情況下，還可能導致內閣官員總辭職。我們注意到，近些年來，中國當局也在講問責制了。按照中共自己的說法，中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問責規定，如《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國家公務員處分條例》以及《刑法》中關於失職、瀆職等處罰條款等等。但是從上述兩個「八八事件」政府的反應來看，卻有天壤之別。原因很簡單，因爲海峽兩岸，一邊是民主，一邊是專制。

談到問責制，關鍵是誰問責，誰有權問責。問責產生於授權：你的權力是誰授予的，你就需要向誰負責；你授予誰權力，你就有權追究誰的責任。在民主社會里，官員有兩種，一種是民選官員，一種是任命官員。譬如在臺灣，總統是民選的，行政院長和其他內閣成員則是總統任命的（準確地說，是總統提名，立法院批准的）。行政院長要向總統負責，總統要向選民負責。總統有權問責行政院長，人民有權問責總統。馬英九未必願意讓劉兆玄辭職，可是他知道如果不讓劉兆玄辭職，勢必會影響下一屆選舉，所以歸根結底，還是人民手中有選票，這才使得問責政府成爲可能。不錯，共產黨也老是講向人民負責，但是在大陸，因爲人民手裏沒有選票，所以「向人民負責」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句空話。

這些年來，中國大陸，天災人禍不斷。政府非但沒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反而在「多難興邦」的口號下把它變成了政府自我表揚的資本。不錯，有時候也有個別官員下臺，但那多半是上層權力鬥爭的犧牲品而不是人民問責的結果。再者，有些官員被免職或辭職，但免職辭職不等於撤職，它未必具有懲罰的性質，它往往不過是讓有關官員休個假，然後再換個官做而已。另外，中國大陸的官員和民主社會的官員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民主社會里，一個官員被免去職務或辭去職務，他就不再是官員而成了老百姓。在中國大陸，一個官員被免職或辭職後卻往往仍然被當成官員，仍然可以享受一定級別的官員待遇。更嚴重的是，在中國大陸的所謂問責，即便有，那也總是上級問責下級，中央問責地方，而中央政府本身則是免於問責的，因爲人民被剝奪了問責權。如果民衆要問責政府還很可能遭到政府方面的打壓，輕則說你「擾亂社會治安」，判你個行政拘留，重則說你「煽動顛覆」，判你個三年五年。在中國大陸，大多數天災都有人禍的成份，而伴隨着每一次自然災害，幾乎都會有一場人權災難。這樣的局面難道還不該早日結束嗎？

《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