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年幼时学唱“革命”歌曲，那是“爱党”和 “爱国”的综合体现。“党”说：没有它就没有新中国，所以“党”永远是第一位。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党”要排在祖国前面，而且还比母亲更亲，但我是很爱国的，因而，纵使不太了解，就连带着一起爱了吧。虽然，我时常感到歌声中的热情很盲目，但是，我就是在这样的旋律熏陶中长大的。不止是歌曲，还有政治课、历史课、电视、电影、诗词，都是一味的赞颂，我便自然而然地跟随着狂热了。跟随着的，何止一个人，而是几代人。我的爱国情就那样混杂其中，似乎很深，但却一点儿都不明确。出国前，母校的老师说：“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为什么他的眼底有痛楚和无奈？

走在他乡，异族人的评说不断刺激着我的固有认知，我的观念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资讯自由的世界里，我可以看到一些国内的禁书和禁演的文艺剧目，还可以从报纸杂志及网络上接触到各方学说观点。另外，我也有机会到别的国家旅行，去感受民主社会的政治和生活气氛。在这个更广阔的平台上，中国大陆的新闻事件不断地被报导，而呈现的角度也很不同。有的分析和评论迥异于中共的“新闻联播”，而有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央视海外版。大量的信息扑面而来，其中有很多完全不同于往日被“党”灌输的东西。它们环绕着我，迫使我面对和思考。

携带着“中共党”培植出的一套思维机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试图找寻新的定义和自我定位，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许多过去植入心中的假相，必须连根拔起。许多概念要厘清，谎言要揭露，结论要谨慎。思索，探究，再定义，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在一夜之间。

谁能想到，第一个攻破我的观念堡垒的居然是一个中学一年级的学生。那一天，学校的教导主任对学生进行每周例常讲话。不知怎的，她忽然提到了中国，还有天安门广场。她问坐在地上的学生：“你们谁知道天安门广场？”听到这儿，站在一旁的我心生欢喜，想：“这个问题怎么不问我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悠久，国庆典礼，烟火…”这时，一个学生举起手来，轻声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教导主任满意地点点头：“对，1989年大屠杀。”我怔在那里，像是被人抽了一耳光，又似乎是有盆冷水从头上浇下来，淋个透心凉。“大屠杀？”这就是一个十二岁西方孩童对天安门广场的第一反应？忽然，坦克，枪声，人人过关表态会议，广场上的阅兵式、人海组字，鲜花，鲜血……很多事物一起在眼前浮动起来，我的心下沉着。难道我所了解的都是错的？

1989年北京大屠杀。图为大屠杀后中共士兵在清理焚烧学生尸体及遗物。

我一度混乱迷茫，当我发现原有的认知体系失去了功用，或者说根本一文不值。我也曾苦恼叹息：在那个本该浸润吸收古老文化的年龄，我却被硬生生地强加了一套邪说，奉荒谬为真理，视传统为落后。被损害的是美丽的青春，被利用的是纯洁的真情。中共六十余年的统治，斩断了几代人和祖先相连的纽带，颠覆了传统道德信仰的根基。最可怕的是，多少被剥夺了自由权利的人还在为它唱颂歌。

真相必定渐渐浮现，只要你决意寻找。迷雾也不会永远笼罩，但你必须有勇气拨开乌云。庆幸的是，我醒了，在风雨中。经过了一段悉心寻找的历程，我不会再迷惘。我感激故土的赐予，更为她的累累伤痕而心痛。同时，我愿意与更多的同胞分享我的激情、苦痛和清醒。

身在海外，才更深切地感到需要祖国的依托。那“依托”可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数字，不是外汇储备的额度，不是庆典上烟花的绚烂，不是某个城市华丽的展览橱窗。厚重可靠的“依托”是源于精神的。它能赋予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和自豪，并导引着前进的方向。历经劫难的祖国需要道德重建，需要生态重整，需要心灵重塑。

许多年前，我是一个被摆布的棋子，曾经是盛大典礼上一块微小的背景拼图。如今，我是一个自由的中国人，在漂泊中重拾信心，探索着前行。“中国”的概念是什么？她是一方土地，是人民，是辉煌的文明，是五千年的历史，充满惊叹，也饱尝苦难。一条长长的、缤纷的线，串连起特色各异的朝代和文化，联系着数十亿生灵，来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