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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昨天，与几位朋友聊起中国的大学。其中的一位朋友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到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教书多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回到中国，现在一所“一流大学”任副校长。还有一位是我在剑桥大学任教时的英国同事，现在常常到中国去讲课。我们三个人都有中、西大学学习和教书的经历，因此比较中国和西方大学之间的不同自然就成为了我们得谈资。 身为中国一所“最高学府”的副校长，我的这位中国朋友用四个字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中国的大学，那就是“大而不学”。中国的大学现在出奇的大，教学楼大、教师和学生的数量大，国家的投资大。但是，真正能够产出有价值的成果的教师并不多。我曾经就读的牛津大学和任教的剑桥大学，每年招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加在一起不超过五千人，但是产出的学生的质量和教师的论文数量都是中国的那些具有五、六万学生的“一流大学”所望尘莫及的。 我真的很为中国的年轻大学生们感到不平。其实中国的一流大学的学生的确都是万里挑一的。问题是，这些质量上乘的“半成品”都被现在中国大学里的那些教书的人糟蹋了，而且还在一代一代地继续糟蹋下去。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没有好老师。没有好老师，学生能学什么？早先中国的一流大学还是不错的。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也曾经出过在世界上绝对拿得出手的大师级人物。早先的北大、清华都是神圣的学堂，滥竽充数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大师们被逐出讲堂，滥竽充数者日益吃香。 中国的大学“大而不学”，一个重要的表现就在于那些身为大学教师的人丧失了作学问的兴趣和能力。我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入学的，我曾经就读的那所大学的经济系，当时还有一些老教授们乘着文革结束的喜庆，重新站到了讲台上。当时给我们上课的那些七、八十岁的老教授们，大多数是上个世纪三、四是年代从西方学成回国的。他们的学问作得好，为人更好。现在想来，我们那一代大学生还是幸运的。 同样是那所 “顶尖”学府，过去的一个经济系现在分成了三个学院和中心，但是真正算得上是大师级得人物已经几乎没有了。那些院长、主任们都是很听党的话的“经营者”，作为中国最为顶尖的大学的学术掌门人，除了极个别人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不具备有与国际上一流学者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甚至有的人连外语都不会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学问是怎么做的。这样的“名师”除了做一些哗众取宠的公众讲座外，连学术的边都沾不上。 虽然这些年来中国也引进了一些有潜力的学者。这些人对东方和西方都有些了解，还有不少人在西方的好大学里打下了不错的学术基础。问题是，回到中国后，学问以外的那些东西的诱惑力太大了，跟着党的指挥棒走可以做“学官”，掌握一方资源，物质报酬比起老老实实作学问的那些人不知道要丰厚多少倍。于是，有的人便放下了学问，开开心心地做起“学官”来，学问当然也就放弃了。还有少数继续想做学问的，在这种环境下感到很压抑，过得并不开心。 中国的教育发展规划作了一个又一个，但是大学里的研究和教学质量并未见大的起色。我想，大学老师们的责任不应该被忽视。然而，在这样一个扼杀思想自由的政治体制、腐化堕落的社会风气之下，如何造就的出“好老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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