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文献《为吏之道》，让我们得以一窥先秦时期对吏治的重视和对官员的具体要求。

【人民报消息】中国古代为官者除了要敬畏天地、秉承圣人教诲修身、修心外，自然也还有一定的做官基本守则，即官箴。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代竹简中，就有官箴文献《为吏之道》，让我们得以一窥先秦时期对吏治的重视和对官员的具体要求。 《为吏之道》开篇即说为官者必须正直、洁身自好，还要谨慎坚定。审察时要公正无私，微小处要细致明察，处理事情要冷静不要严苛，要赏罚分明。虽然外表庄严刚猛但不能残暴，行事廉正但不伤人，不要一味的想压过别人，不要凭意气来判断事物。对人要宽容忠信，平和而不抱怨，改悔过去的错误后不要重犯。对下属慈善不要欺凌，对上司敬重不要以下犯上，要多听他人的劝诫，不要偏听偏信。要知晓百姓的能力，并善加使用，通过自身的辛劳做百姓的表率，用公正的方式来矫正百姓的错误。要经常反省自己，遏止私欲。 简言之，廉洁正直、宽容、忠信、慎言慎行、敬上都是为官者要做到的。 其后，《为吏之道》明确点出为官者有“五善”，即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如果五者都具备，必有大赏。除了五善，有五种为官者的不当行为，即奢侈超过限度、骄傲自满、武断、不敬上并越权行事、轻视士人而以钱为贵，因此要“戒之戒之，谨之谨之，慎之慎之，綦之綦之”。 先秦后，历代比较有名的官箴，还有五代后蜀的《戒石铭》、北宋陈襄的《州县提纲》、南宋吕本中的《官箴》、元朝张养浩的《为政忠告》、明朝郭允礼的《官箴》和清朝汇编的《嘉官快捷方式》等。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戒石铭》，可以说宋金两朝无论哪级衙门前都竖着一块石碑，上边书写的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十六个大字。大意是为官者本已有俸禄，却还要去搜刮民脂民膏，虽然天底下的百姓是好欺负的，但上天的神明却是难以被欺骗的。其暗含着对官员的警告，即警告官员切莫贪腐，不要鱼肉百姓，否则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其后几个朝代内容虽有修改，但大致意思差不多。 这十六个字摘自五代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的《戒百官文》或《颁令箴》。孟昶一方面生活十分奢侈，但另一方面在政务上则努力效仿唐太宗，整顿吏治，法办了一些横行不法、夺人良田、占人家产，对百姓横征暴敛的官员，包括宰相张业。为了勉励官员奉公守法，他写了这篇官箴。其后，偏安一隅的后蜀致力发展，免于战火波及。后蜀灭亡后，孟昶全家被迁往东京开封，当地百姓一路哭送。 北宋初步统一后，宋太祖、宋太宗“亲见五代贪吏恣横，民不聊生”，遂采取一系列惩治贪污腐的措施，对犯者“用重法治之”。宋太宗令诗人黄庭坚手书，御制《戒石铭》，将十六字刻在石碑上颁布天下，立于各级署衙之南、仪门与大堂之间，正对大堂门，或建石坊以明之，或建亭榭以覆之，让官员时时可以面对，以示警戒。洪迈《容斋随笔》中说：“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戒石铭》自此成为各地官署衙门必备形制，也成为官员们的座右铭。 历史上还流传着黄庭坚与《戒石铭》的故事。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著名文人苏轼被贬湖州，而受苏轼之事牵连，黄庭坚也被贬到吉州太和县任知县。黄庭坚上任后，发现当地由于推行青苗法，以种田多寡定税赋，农民害怕种多税多，转而经商者、欠税逃役者、沦为盗贼者为数众多，狱中已人满为患。 于是，黄庭坚在第二天召集下属训话：“昨日巡视农耕桑种等情况，深感民生之不易。庭坚读《贞观政要》，唐太宗对群臣说，为臣之道，须是先存活百姓，若损害百姓以奉养其身，犹如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故为官当思治国之本，一举一动若有扰民伤民之嫌，均应谨慎行之、戒之。自唐朝以来，郡县均立有戒石，便是取意于此。今本官重立戒石于县衙大门前，起警示作用。蜀后主孟昶有戒石文，太宗摘录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数句以戒群臣。庭坚自为官以来，常有自愧之感。今取此数句，刻于戒石上，欲诸位以此自励自勉。” 说完，黄庭坚取来笔墨纸砚写下了那十六个字，并随后令工匠刻于戒石上，并用朱砂描红，使之醒目。而在任期间，黄庭坚也是身体力行，整顿吏治。太和县为之一变，百姓安居乐业。 明朝的《水浒传》第六十一回中对此内容也曾提及：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这说明当时《戒石铭》流传很广。 北宋灭亡后，金朝统治北方，仍沿袭宋制，将《戒石铭》立于各级官署前。宋金以后，官署衙门前仍立有《戒石铭》，但其内容、位置都有所不同。元朝时，文人徐琰曾将宋太宗的铭文改为：“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法。”明清两代则直称为“戒石”。 历朝官箴和立于衙门中的《戒石铭》，应当说对于官员廉洁自律、自我约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数据：《秦简〈为吏之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戒石铭》、《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