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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15日发表 人气：78,421    分享：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LinkedIn StumbleUpon Pinterest Email 打印机版
 

走线美国青年：我的母亲像铁链女 我是底层多余人（视频）
 
【人民报消息】三十出头的周雨，他的母亲经历了与铁链女相似的苦难，而他自己是中共一胎暴政下的“多余的人”，尝遍了中国底层贫民的种种痛苦，最终决定逃离中国。他与女朋友走线穿越巴拿马雨林，艰辛的闯过一个个难关，终于来到美国。他说：我每天早上站在我住的小区，看着蓝天白云，感受着清新的空气，“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恩赐……阳光洒在肩头，彷若自由人。很美好，这一路受的苦都值得。”

大家好，欢迎收看周五（7月14日）的《新闻大家谈》，我是扶摇（主持人）。

今日焦点：一胎暴政下，他成“多余的人”；母亲经历似铁链女，童年阴影抹不开；青春期重大医疗事故，昏厥在手术台；走进温州工厂，感受悲伤的底层之恶；三年疫情封控，一场抑郁噩梦；终于逃离中国，抵美逐梦。

有这样一个青年：他在中共“计划生育”暴政下出生；在母亲被贩卖到村里、长期遭暴力殴打的阴影下成长；少年时期，又因医疗事故险些丧命，后来中断学业，从农村走上工厂流水线，遍尝中国底层的心酸。

在三十岁出头的年纪，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离开共产中国，走线去美国实现人生价值。现在，他已经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他就是我们本期故事的主人公——周雨，我们请他来分享人生故事。首先啊，周雨说自己从小就讨厌共产党，这是为什么呢？



讨厌中共：计划生育让我成“多余”的人

周雨：大家好，我叫周雨，今年32岁，我来自中国安徽。

我之所以从小就讨厌共产党，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它不是对整个制度的思考，因为那时候很小，不懂什么是制度。这种本能的反应就是因为我的出生以及成长的90年代，中国政府正在实行非常严酷的计划生育制度。因为我是家里出生的第二个孩子，所以我们家也被这种制度迫害。

每当村干部堵在我们家门口，催收计划生育罚款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群人非常讨厌，而且给我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不配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如果我不出生，我的父母面对他们也就不会这么难堪？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非常反感他们，也讨厌自己。

因为这个政策，让我的童年就觉得我是多余的，我觉得我是一个负担、是一个累赘，所以我从小就很内向，也很胆小。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有一头驴，这头驴子给我们家干了很多农活，但是后来也是因为交不起计划生育的罚款，被村干部给拖走了、给拉走了。

我有一个小学同桌，她是个女生，她也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她家的房子都被扒了，所以她父母给她起了一个小名，就叫“扒屋”，就是扒房子的意思。

我有一个发小，他的名字就跟计划生育有关。因为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不允许他们家再生了，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是躲在一片芦苇地里面生的。生下来之后，给他取的名字就叫周非要，就是我非要这个孩子，所以叫周非要。这个名字就充满了时代的烙印，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卖到村里的妇女很多：这是一种集体的恶

扶摇：除了“计划生育”留下的阴影，周雨的童年，还目睹了母亲的不幸遭遇。

周雨：我们村不仅有……像我妈妈是从云南被买卖过来的，我们村还有很多从四川、从其它地方，贵州买卖过来的妇女。我们族里面差不多有十来个妇女，我都喊他们婶婶、大娘什么的。她们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从偏远地区被买卖过来。

当然原因我不知道，她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我妈当时是，说起来很荒诞你知道吗，我妈是我舅舅亲手卖过来的，卖给我父亲的。然后我族里面有一个婶婶，她跟我妈是邻村，在云南那边相邻的一个村子里面，她也是我舅舅卖过来的。相当于是我们村里有三四个妇女，都是我舅舅卖过来的。听起来很荒诞是不是？

因为在那个年代，我在2017年、18年两年，我过年的时候春节去舅舅家，就是云南，那是我第一次去云南，我去那里过节。我就发现那边的交通很不方便，真的是住在大山窝里。在八九十年代的话，那些年轻的女孩她们也渴望走出大山。然后就是一种……再加上有一些中原地区的人，比如说河南、安徽跑过去，有时候买个媳妇，她们就稀里糊涂的。一方面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一方面是信息的滞后，她们也不知道，中原地带同样贫穷、同样地愚昧，她们根本没有想象到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就稀里糊涂地过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集体的恶，（政府）不会管的。因为就是村长他的家族里面也会有这种，比如说他族里面他的兄弟，他也会有这种买卖妇女的需求，因为他娶不到媳妇。这是一种非常愚昧，非常邪恶的一种，就是集体的恶吧。而且它到现在还在延续，当然现在少很多了。

这些妇女她们来到这边的话，因为她们自己也没有想像到是要经历怎样的一种生活，基本上就是要经历几年的殴打，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殴打。就是比如说，我花钱把你买来了，你就是我的物品，我首先要用暴力的手段将你驯服。所以刚买过来几年，她们就会经历很多殴打，一直打到你不敢走为止。

因为她们来了之后，有很多妇女她们发现，这边的生活和她们想像的完全不一样，她们就想着离开。但是在农村，在九十年代，交通很落后，通讯很落后，她们根本出不去。如果她们想走，就会被邻居举报，甚至帮忙抓住她。

她们连赶集的时候，都要家人陪同、丈夫陪同，生怕她们跑掉，直到她们生下孩子。所以就是，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非常不好的观感。就是一种……类似于我花钱的，你就是我的私人物品，他没有对人、对女人的这种基本尊重。像我们村那些买来的妇女，基本上都会经历长达十年、数十年的殴打，包括我的母亲也是这样。

我的母亲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心中积攒了很多仇恨，我有时候会劝她放下，因为人生短暂，我不想让她带着仇恨过完一辈子。我就是经常去耐心地开导她。但是说真的，我这种安慰、这种劝阻，收效甚微，因为长达数十年的这种……就是类似于软禁的状态，就是长期的殴打，言语的辱骂，我这种安慰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仇恨已经在她心里面埋下了种子，并且发芽、开花。所以这是她们一生悲惨的烙印很难去抹掉。

我的老家就是跟徐州交界，四十公里左右，铁链女就是徐州那边的，江苏徐州，很近。我看到铁链女事件之后，就是让我回忆起乡村里那些被拐卖了的妇女。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到偏远农村，我村里很多人都出去打工，因为在村里种地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了。很多人出去打工，包括那些被拐来的妇女，包括我妈，她们都出去打工。

那些妇女出去打工之后很少有回来，基本上都走了，要不就是回到自己家乡，要不就是打工在工厂里面，或者在别的城市，重新找人改嫁，或者和别的……重新找一个对她好的，去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她就不再回村里了，很多。

险因医疗事故送命 医院：你们告不赢

扶摇：周雨母亲终于离开令她伤心的村子。而周雨也在高一那年，去工厂找母亲一起打工。他为什么选择辍学呢？

周雨：也是家庭的变故吧。那时候父亲他中风，我那年也生了一场大病，然后整个家庭就……因为你知道在中国生病，尤其是生大病、重病，算是一种很大的灾难，对于家庭来说，因为医疗没有保障嘛。我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其实就是肠道阻塞，因为吃东西不消化，算是医疗事故吧，我觉得。

我一开始是，我妈妈带我去我们镇上的医院，我的婶婶就在镇上的医院做那个手术助理。去那个医院检查，那个医院给我诊断就是误诊，我是肠道阻塞，他说我是阑尾炎，其实我是肠道阻塞，然后他就手术，安排手术把我的阑尾给摘了，把阑尾给割了。割完阑尾之后第三天，因为阻塞它还是疼，特别疼，因为我就无法正常排泄，我的肚子就胀，就很痛。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重新给我复查，说是肠道阻塞。这次是查对了，又给我安排手术，三天做了两场手术。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十四岁左右，那时候很小。然后安排手术，三天两次手术。当时做完手术就舒服很多，然后在床上躺两天又复发了，因为没有取干净，就是那个阻塞物它没有取干净，又造成新的阻塞，这就是医疗事故。

然后就不能再进行手术了，因为频繁的手术……我那时候很小，十三四岁，无法经受这样频繁的手术，就采用保守治疗的方法，就在我身上，还有鼻孔里插那个排胃液、排一些液体的管子。然后可能让我胀气会舒服一些，排气之类的。就这样保守治疗，还是没有任何起色。我的身体一直在消瘦，因为不能吃东西，因为肠道堵塞，吃任何东西都会堵塞。

我每天就是靠着输液来维持生命。一直到第三个月，第三个月的时候无法再坚持了。然后我妈带着我去徐州市里面一个医院，一个很大的医院，进行第三次手术。

我那个手术的过程还是很惊险的。那时候我的体重很瘦很瘦，可能只有四十多斤。我第三次手术完，称重的时候只有48斤，我那时候是十三岁还是十四岁，只有48斤，非常可怕。

我在手术台上输了很多血，最可怕的就是手术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因为我身体频繁地使用麻醉剂，它产生了排斥效果。在手术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麻醉失效了，我就躺在手术台上，我在清醒的状态下，医生为我做手术。就那种疼痛啊，我就是躺在那里，因为我手脚是被绑起来的，我动不了，我也没有力气动，我失了很多血。

在那种状态下，就好像躺在地狱里，因为他们在清理我的肠道，那种剧痛，就是我喊也喊不出来，没有力气。最后我就疼得昏过去了，几乎是昏死过去了。手术勉强结束之后，我被推出手术室，我当时是昏迷的状态。然后我的婶婶告诉我，所有人看到我都非常害怕，害怕我会死掉。

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妈妈想在我手术结束后，去起诉那家医院给我误诊，就是我们镇上那个医院。但是镇上的医院通过我的婶婶，因为我的婶婶在那上班，通过我的婶婶、以及村里的干部，向我们家传话，向我妈传话，说你们不要想着告这家医院，你们告不赢了。

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摇摇欲坠，我生了这场病，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欠了很多钱。我父亲中风，他也没办法出去工作，整个家庭都散了。我哥哥还在读高中，也需要学费去念书。所以我妈妈就选择放弃了，因为也知道确实告不赢他们。那个医院而且还是公立医院。然后我妈妈就选择南下，去温州打工。

我在家里养病，休学养病养了一年，然后又继续读书。读到高一的时候，我就也选择去温州打工。因为那时候家庭这种变故让我变得很叛逆。我就觉得人生没有盼望，在那种封闭的农村，落后的这种学校，人没有盼望。于是我就去了温州，去找我妈妈，我进了工厂。

到“另一个底层” 体会农民工乱象与心酸

扶摇：在工厂，周雨亲眼目睹了另一种底层群体的困苦。

周雨：（我那时候）很多想法，因为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中国农村的最底层。然后我去了浙江温州，就是一个很大的工业城市。我去了另外一个底层，就是从农民底层进入工人的底层，在工厂里面做工。

温州是中国的鞋都，他们生产很多皮鞋、各种鞋子。我就在皮鞋厂里面上班，就是在流水线上做皮鞋。我就看到另外一种景象，也是一种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生活状态。你看那些工人的状态，看他们的表情，就是麻木、不知所终。

很多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那时候17岁、16岁就去了温州。因为他们就是一种……因为是最底层，他们脸上那种苦闷、那种无助，甚至底层人那种恶，都写在脸上，很明显。我为什么说底层人的恶呢？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温州我就经历过抢劫。抢我的人并不是那种穷凶极恶的人，他们都是附近工厂的你知道吗？

附近工厂的那些工人，他们一旦失业了或者是闲着无聊，他们就会出去抢劫。我们工厂里面，包括我在厂里住的宿舍，我那些工友他们也“邀请”我出去抢劫。对，你没有听错，就是邀请我出去抢劫，就是在工厂里面每个月有一天休息时间、放假，每个月1号放假，基本上工厂都是这样。

他们的生活状态很糟糕，放假的时候，不是去网吧通宵就是去赌博，要不就去嫖娼，要不就出去做一些坏事。我们宿舍里的那几个人就邀请我出去抢劫，就说你只要去壮个声势，多一个人就行了，你不用动手。

我觉得我要离开这个群体，因为这个群体是中国最悲惨的群体，他没有任何权益。如果你在城市生活，你在城市经营一份生意，那个时候中国经济还在增长，在那个状态下，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城，你有自己的一份谋生手段，你都要比在沿海城市打工生活要舒服很多。哪怕你在镇上的集市上摆个摊子，你都要比那里的生活状态好很多。

所以我在那里，在温州、在江苏苏州那些工业城市辗转漂泊了几年，我觉得我一定要离开那个生活的圈子。我不歧视他们，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悲惨的生活状态。你知道我在工厂宿舍里住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读书，只有我一个人读书，还在坚持读书，因为我从小爱读书。

后来我还去过一些其它城市，再后来大概是到了2010年，我就回到温州待了半年，然后我就回到我们老家县城，离开那个生活圈子了，农民工的圈子。

那个时候我朋友经营着一些网站，就是一些什么类似于阅读网站，比如说古诗词之类的。我就帮他做编辑，每天帮他采集数据呀，都是很简单的活。那个时候我在县城也买了一个房子，就是我自己2010年、2009年在温州打工，攒了几万块钱，然后父母再给一些，我妈妈再给我一些，我就在县城付了首付，买了一个房子。因为那时候房价很便宜，首付是8万多，我记得。

然后就在县城待下来了，帮朋友做网站。但后来也没有维持太久，我就去了合肥，安徽的省会合肥，去做销售。就这样辗转混了几年之后，2015年、16年，我去了北京，在北京的话，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写小说，在北京我就应聘公司的文案这个职业，因为我觉得我是有这个才华的。在北京半年，经历了两家公司，就做文案，两家公司我都是做文案，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卖床上用品的。这两家公司做文案，前后半年我又离开了北京，我就去了南京。

在南京我就开始做自媒体写作，因为那时候“今日头条”崛起，自媒体时代来临。我就开始在各个平台上，比如说百度、百家号、今日头条、头条号，阿里的大鱼号，就各个平台上面入驻，写一些文章来赚钱。

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那些自媒体、那些平台处于一种爆发的状态，一种所谓的红利期，我觉得我赶上了。我那时候写自媒体收入还行，比上班要舒服很多，要赚得多，所以我也不想去上班。我觉得自由自在也挺好，我可以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然后我在写自媒体的时候，我有更多的时间去看电影，去听音乐，去旅行，挺好的。我这个工作大概做到2019年。如果我上班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出去旅行。我2018年去了日本旅游，2019年去澳洲旅游，这是自由职业给我带来的便利。2019年年底，那个时候是11月份去澳洲旅游，回来之后不到一个月，疫情就爆发了。

三年疫情封控：经历一场噩梦

扶摇：周雨比较理想的生活状态刚刚开始，疫情就来了。疫情三年中，中共实施极端封控政策，在中国制造了无数人道惨案。在这期间，周雨经历了什么呢？

周雨：我觉得疫情三年封控，这三年就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这样，可能有些人意识不到。

首先它对经济的伤害是毋庸置疑的，它不是那三年就能结束的。疫情封控、“动态清零”，它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现在还没有结束。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那三年是非常非常抑郁的。我算是比较运气好的，因为我只经历两次封控，第一次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我被封在家里三个月，每个星期一家只允许一个人出去买一次菜。

那三个月的话，我基本上就是在看电影中度过，一天能看两到三部电影，每天就躺在那里无所事事，也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情，就是在思考这个国家的走向，然后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场疫情可能会导致我很久没有办法出国。我是2018年第一次出国，2019年第二次出国，2020年疫情爆发。我本来打算是每年出去旅行一次，但是随着疫情爆发之后，我就打消了这种念头。

再后来就是疫情的防控变得更加可怕，到处需要做核酸，去任何地方都要出示健康码，甚至强迫打疫苗。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

我没有去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轻度抑郁。因为我走在街上，有时候汽车从我跟前驶过，我都想钻到车轮底下算了，就是那种状态，很痛苦，每天都很痛苦。还有社区的人敲我的门，让我去打疫苗，我是拒绝的。

但是如果不打疫苗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进出小区，就躲着他们。有时候他们敲门我也不开，我就假装屋里没有人。反正这三年就在这种压抑的状态下。当然我没有度过完整三年，我是2022年9月份离开中国的。

扶摇：2022年12月，周雨在走线途中遇到一位经历上海封城的山东小伙子，也了解到他当时的遭遇。

周雨：我们是在巴拿马走出雨林，巴拿马第二个难民营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坐车，坐大巴车去戴维城，去戴维城的路上，他坐在我的旁边。他的手机一直是没有电的状态。大巴车带我们开了很远，我们手机才有信号，他当时用我的充电宝充电。

他的手机开机之后，他就马上跟家里人联系，告诉家里人他平安了，他已经走出雨林了。但他父母就骂他，就说你乱跑，你为什么要出国？就巴拉巴拉巴拉，一边是担心一边是不满意他出国。他就在电话里跟父母争吵，然后他跟我说，他经历了上海封控。

两三个月时间，他就是靠几袋压缩饼干、还有自来水度过这几个月封控。他给社区打电话，没有人管他，他从网上、从电话里找了很多求救的渠道，但是都没有人管他。每天就吃一点点压缩饼干，也不敢多吃，因为他不知道疫情封控会封到什么时候。他不敢吃太多，他每天就吃一点，然后喝自来水，没有水喝，只能喝自来水。

他那个时候也瘦了二三十斤吧，瘦得只有九十多斤，本来也不胖的小伙子。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他告诉我，他选择走线这条路，就是哪怕死在雨林里、死在路上，他也不会回中国。

他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反问父母，你知道习近平的女儿在哪儿吗？你知道他的亲戚都在哪些国家吗？当然这种争吵是没有意义的，后来他挂了电话我告诉他，我说你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慰你的父母，告诉他们你平安了，让他们别担心，你跟他说这些没用。

因为那一代人是长期被共产党各种蹂躏、各种残酷政策的蹂躏、各种洗脑走过来的，不是你在电话里争吵三言两语就能说通的，就能把他们说明白的。我说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安慰他们，如果你想说通他们，需要你长期坚持不懈地、有耐心地和他们沟通。他当时就因为父母的不理解，然后再从雨林出来的这种艰辛，当时在车上他都想哭。

习近平修宪后 周雨决意离开中国

扶摇：没经历过差点被中共活活饿死的人，或许很难体会山东小伙说出“哪怕死在路上，也不回中国”时的心情。

那么，周雨又是什么时候萌生要离开中国的念头，原因是什么呢？

周雨：我是2017年就决定离开中国的，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去哪、很迷茫，就想着离开。然后2018年我去了日本旅游，因为虽然我不知道去哪，但是我想出去看看。我去日本旅游回来不久，那时候也是秋天，习近平就修改了宪法，他就做了皇帝，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期限。他做了皇帝之后，我就更加坚定我要离开。

因为本来中国就是一种半极权的状态，当然它是一党专政，但是在党内它还是有一些所谓的什么换届，十年换一个人来管理这个国家，它起码还有点脸在说，我觉得。但是自从习近平修改宪法之后，我觉得他们是彻底不要脸了。

然后2019年我就去了澳洲，我觉得澳洲挺好。回来之后就感受到疫情爆发了。疫情爆发封了几个月之后，2020年9月份，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女朋友，然后我们在一起生活。她是乡村老师，她那时候刚刚当老师。

2021年，我带她看了六四的天安门纪录片。在这之前，我就是偶尔地会告诉她我想出国的念头，以及国外的好、中国的不好这种对比。她也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她就听我说，她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她也没有说要和我一起走，也没有说不和我一起走，她就在思考。

直到2021年，我带她看了一个下午，我带她看了六四纪录片。看完之后，她就决定出国。因为本身她自己是一个老师，她那个时候大概当了一年多的老师，基本上能看到很多中国教育的弊端。因为在学校里，每天最重要的事不是教学，而是做很多跟教学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学习习近平思想，写一些报告，或者是搞一些疫情防控的事情，跟老师没有任何关系，跟教育没有任何关系。

她觉得很恶心，觉得在中国当老师是一件很悲惨的事。工资又低，然后你如果抱着一种，比如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种想法，你去当老师，你会觉得很失望，因为现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把控首先就是从学校开始，中国的所有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党校，没有真正的学校，很可怕。

我带她看了那个纪录片之后，她就决定要走。我当时已经研究出离开中国的办法，因为那时候中国政府说，以疫情防控的理由限制中国人出境，非必要不出境，只有留学和工作才可以出去，就是你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海关才会放行。于是我就带着她在网上找中介，找到了一个新加坡的工作，交了中介费，然后拿了新加坡那边公司开的证明，证明我们是去新加坡工作的，以及跟中介公司签的合同，我们就拿着这些材料去我们市里面带她办护照，因为她没有护照。

从穿棉袄一直办到2022年穿短袖，才把护照办下来，跑了4次。我们市里面那个出入境大厅，跑了4次，每一次他都像审特务一样审我们，把那个合同一字一字地抠，每一次都让我们补上新的材料，跑了4次，才把护照办下来。

然后2022年9月16号，我送她去浦东机场，她就先去新加坡，因为我们工作不一样，我那个合同出得比较慢。她是9月16号从浦东机场飞新加坡，当时她出境的时候还被浦东海关查了手机。然后感触最深的就是，浦东机场一个外国人都见不到，那是国际化的大机场，居然一个外国人都没见到。

我和我女朋友不敢住酒店，就在机场椅子上睡了一夜，很疲劳很累，很多人都在椅子上睡，都不敢住酒店，因为怕疫情封控，酒店说封就封了，就会影响第二天的行程。所以我们就在机场侯机的椅子上睡了一夜，很累，很多人都是这样睡的。

我不知道那些人出去还会不会回中国，因为那时候流行一个词叫“润”，我相信你也听过。然后第二天排队登机，我就目送她，她在海关那里被查了手机，问她为什么要出国，去新加坡做什么工作，和谁一块去，都要一一作答，查得很严。

一个多月之后，11月9号，就是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是从厦门飞出去的，厦门那边比较宽松，查得没有这么严，就问我两个问题，就是你去新加坡做什么工作，然后新加坡有没有熟人，然后我就如实回答，就放行了。

当然了我后面那几个，就是过了海关的，我们在侯机的时候问他们有没有被查，有两个人说被问了很久，被盘问半个多小时，也被检查了手机，我当时还是挺幸运的，就两个问题就放我走了，就这样。

滞留墨西哥42天 入境美国后大哭

扶摇：周雨和女朋友先后抵达新加坡。不过，他们只那里短暂停留，就决定走线去美国。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哪些事？

周雨：我的女朋友在新加坡工作一个多月，然后我去了。我去了之后就在那等待，等待的过程中，我在那等了10天，公司迟迟没有安排我去上班，我就不想等了。然后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就跟女朋友说过走线的事情，我们就决定走线。

正好我国内有5个朋友，一家四口加上另外一个朋友，他们是从澳门出境，然后我们商量好一起走，于是我们就去了土耳其，我们在土耳其会合的，然后我们就一起走线了。

其实我不喜欢新加坡那个地方，因为新加坡它也没有很多自由，它也是一个独裁政府，可能比中国相对要好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家长式管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新加坡那种环境。

（走线）我觉得忘不了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走雨林和进雨林之前坐的那两段船。就是在内科克利，哥伦比亚边境小城内科克利要坐一段。第一段船还是很安全的，那个船是观光旅游船，就是快艇。坐那个船之后，那是第一段船，然后交了钱坐船，但是白天走，那个船很安全，是旅游观光的，然后就到一个地方停留，那个地方叫……我忘了名字，在那里停留要等到天黑，等到天黑才能出发坐第二段船。

第二段船的话就很小，那个船很小很拥挤，而且是夜里出发。白天的话不可以走，因为巴拿马海警不让入境，只能夜里走。那个船很危险，曾经有人就是有偷渡客坐那个船，翻船死掉。那个船挤了二十多个人，我记得。然后我就被挤在那个船边上，我就手死死地抓住（船），生怕被那个海浪给晃掉。

船开得很快，它在海上就是蹦蹦跳跳的那种开，因为浪忽高忽低，它就蹦蹦跳跳的，然后我就死死地抓住，死死地抓住。那个海水，加勒比温热的海水，又温热又咸，就扑打在脸上。然后（我）就使劲地擦，越擦越咸，越擦越咸，很危险那个船，真的很危险。

那个船每年都会翻几次，我听说都是。之前有一个偷渡客，中国偷渡客，就在那个船上翻掉，但是他没有死，他被救上去了，然后同船的死了两个人，很危险。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忘的经历。

还有就是走雨林，走雨林很辛苦，如果运气好的话，一天多、两天就出来了，我们运气不好，一直下雨一直下雨，我们走了三天半，第四天中午才走出雨林，当时已经没有任何食物了。我最后两天就是一天三根士力架，然后喝山泉水，这样冲过来的。走出雨林的时候再回头看，不敢想像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

扶摇：走墨西哥那段时间，周雨还被抓了两次，这是怎么回事？

周雨：走墨西哥的时候，那段时间因为墨西哥对移民的偷渡客、非法移民的管控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我在墨西哥，我们几个人，我和我女朋友，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们3个人在墨西哥滞留了42天。我那个朋友一家四口，因为他们带着孩子，移民局没有抓他们，直接放他们走，所以他们比我们先到美国1个月左右。

我们在墨西哥42天，被抓了2次。墨西哥比较艰难的原因是因为，他抓到你之后他会关押你几天，那是一种惩罚。他关完你之后，他不是就地释放，他把你往回拉。比如说我是在墨西哥城，我第一次被抓是在墨西哥城被抓的，然后被关了4天把我们释放，把我们放在一辆大巴上，大巴车上全是释放的，有南美人、有中东人、有中国人。

那个大巴车就往回开，开到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边境。你要重新走，你懂我的意思，你要重新走。所以就第一次我们3个人是被拉到那个地方叫塔巴斯科，墨西哥的一个城市叫塔巴斯科，那个地方盛产辣椒，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第一次被拉到那里释放。

在那里待了两天，然后我们就买大巴票，再往墨西哥城去，结果还没有走出那个塔巴斯科城市，又被抓了，那是第二次被抓。第二次被抓之后，在塔巴斯科的移民监关了一天，关了一天就释放了，相当于我在墨西哥一共被抓了2次，一共关了5天。

放出来之后我们就不敢走，因为被抓住被关起来那种滋味真的很难受很难受。我第2次被抓的时候，她让我们下车，那个女的移民局的执勤人员，她让我和我女朋友下车，我们就不愿意下车，然后她就用手掌用力地击打我的后脑勺，打了3下，然后我女朋友就抱着我哭。她就为了揪我们下车，她掐我女朋友这里，手腕都掐流血了，我还有照片呢。后来出监狱的时候都结了痂，我给拍下来。

然后我们在塔巴斯科那个城市不知道怎么走，我们就在那里停留了12天。后来我们找到办法，我们就去了墨西哥城，第二次到达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城休养了两天。

然后我们又去了边境城市华雷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走，就中国人很少有人走，中国人一般都是从蒂华纳那边进入美国，但是我们是从华雷斯那个城市进入德州。我们翻墙的时候大概是傍晚6点多，晚上6点多吧，就是过了那条河就到美国了。

当时我和我女朋友，还有我那个朋友，还有另外3个乌兹别克人，我们6个人一起翻越边境，就是跨过边境、跨过那条河。上岸的时候我就抱着他们在那痛哭，因为这一路走来，说真的雨林也好，坐船过海也好，那种辛苦都是短暂的。在墨西哥42天真是极度煎熬，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往哪走，没有任何办法，42天太漫长了，我们的运气实在是不好。

所以就是跨过美墨边境的时候，我这几个月积攒的情绪全部爆发出来，我当时就哭了，我抱着他们哭，我蹲在地上哭。那种感觉，就所有的情绪都释放了，我觉得我终于到美国了。

走线见闻：很多中国人 拖家带口不在少数

扶摇：“终于到美国了。”很多走线的中国人在踏上美国领土的那一刻，都有这样的感慨。

据路透社报导，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期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美墨边境逮捕了超过6,500名中国公民，比一年前同期增加了十五倍多。有评论人士说，这说明中共标榜的“中国梦”是一场噩梦，中国人“用脚投票”。

周雨在走线路上，就遇到很多中国人，而且有一个情况出乎他的意料。

周雨：在路上基本上，你吃饭的时候都能遇到中国人，我在厄瓜多尔……从土耳其说起，土耳其是我们第一站，我就遇到老俩口，他们应该都至少得60岁了，他们老俩口至少60岁他们还要走线。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出来？

他们是四川人，他说他们孩子、孙子都在国内，不愿意出来，他说他们俩就想出来，就觉得人生这辈子马上过完了，就想去美国闯一闯，去看一看，然后我就加了他们微信。但是后来我到厄瓜多尔的时候，我发微信问他们到哪儿，他已经把我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在厄瓜多尔停留的时间，停留了4天左右，基本上没遇到什么走线的中国人，都是当地在基多定居的中国人，餐厅老板什么的。

在内科克利那个地方，就是哥伦比亚边境内科克利遇到的中国人特别多。街上那些商店卖很多雨林装备的，比如说帐篷、靴子呀，或者是一些什么绳子呀，就是雨林用的那种登山杖，卖装备的店里面挤满了中国人，都是买装备走雨林的。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临时组了一个队伍，我们本身有7个人，再加3个人是10个人，我们10个人一起进了雨林，然后进雨林之后又遇到另一拨中国人，大概是多少人……6个人还是16个人想不起来了，也十来个人吧，我们当时是将近20个人差不多。

后来我听说走雨林，就是结伴走雨林最多的是49个中国人，同时进入雨林一起走，我们当时是20个人左右，不算多。出了雨林之后，到巴拿马难民营，第二个难民营，那个难民营大概容纳了500多个人，当然还有更大的地方可以容纳更多人。

当时我进去的时候大概有500人，其中300多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占大多数，都是从雨林刚出来的，状态都不好，都挺疲劳的，还有很多人受伤。在雨林里磕磕碰碰的，那个难民营里面有联合国派来的医生，会给你开药，做一些简单的护理，人道主义救助，里面有免费的食物，还可以洗澡上网，当然信号不是很好。

但后来在戴维停留几天，因为生病拉肚子，在戴维也停留了4天左右，也遇到很多中国人，在同一个酒店住的，然后你后面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很多走线的中国人。

有一点我是没有想到的，就是我没想到这么多走线群体里面，居然有这么多带着孩子的，我没想到。我本以为都是俩口子，或者是一个男的，但是我没想到有这么多拖家带口的。可能各有各的苦衷吧。比如我是觉得无法再忍受国内那种生活的状态，就是很不自由，而且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不自由，就是对言论的管控，对生活方面的，这种意识形态对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广泛，我觉得实在是忍受不了。

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因为疫情封控，导致他的生意失败，然后离开中国。

像我那个朋友一家四口，其实他们在国内生活很好，他们做生意做得也挺好的，在我们县开了一个理发店，那个理发店生意基本上是县城最好的，每天都很忙，挣的钱也不少，在国内有车有房。就是觉得不想孩子在学校继续被洗脑，走这条路也是为了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自己的人生也不想在中国这么浪费了。

在母亲支持下 开启在美新生活

扶摇：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为自己逃离中共而高兴、对开启新生活满怀憧憬，当然也与在中国的家人彼此牵挂。周雨这次出来，或许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和母亲相聚。他的母亲对此是什么态度？

周雨：我之前说我劝那个上海被封控的小伙儿，我告诉他，我说你不可能三言两语说通你的父母，你需要长期有耐心地和他们保持沟通，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和我的母亲就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和我的哥哥一直在给她灌输我们的想法，就是一直沟通，一直跟她讲一些很明显的（国内外）对比。就是说一些中国不好的现象，当然她也没有去过国外，但是这种长期的沟通是有用的。

所以我在去新加坡那天，（2022年）11月9号，我登机了，我过了安检，我说我已经通过海关了，我已经通过海关的盘问了，我已经到登机口了。我妈也为我高兴，因为她也知道通过海关的盘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可以离开中国。

然后我妈就给我回了一个微信，她就说：儿子，祝你早日实现梦想。意思……因为她知道我想去美国。所以看到这个信息，我也是挺感慨的，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次见到她。

我在新加坡我妈就和我保持联系，她就问我有没有上班，我就说公司还没有安排我上班。一直到我决定走线之后，我也没告诉她，我不敢告诉她，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我一直在组织语言，看看怎么告诉她，让她接受。

在哥伦比亚我才告诉她，我要去美国，我要走很长时间。当然她也不知道走线是什么意思，我就跟她说，我要去美国，要走很长时间，可能有一段时间要失联，就是进雨林。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我无论怎么跟她说，我觉得她都会担心，但是我就很直接地跟她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要走雨林，可能几天联系不上，我要走很长的时间才能到美国。

我就直接这么跟她说的，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但是没想到她就跟我回了几个字，她说：儿子，妈妈非常支持你的决定。她就这样跟我说。当时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因为说实话，走雨林我心里没底，我很害怕。所以当时的那种感触，心里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一方面是她对我的支持我挺感动的，一方面是我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危险。

其实话说回来也挺有意思的，走线这个决定其实是我女朋友做出来的。对，一开始我是不敢的，是我女朋友做出这个决定，然后我们7个人还聚集在一起，结伴出发。

扶摇：那么，现在来美已5个月的周雨，对新生活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周雨：这种感觉，说实话我还没有完全深入去体验美国的生活。现在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每天早上站在我住的这里，站在这个门口，小区里面，我就看着蓝天白云，感受着这种清新的空气，就是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恩赐，这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我就想到了电影《肖生克的救赎》里面有一句台词，阳光洒在肩头，彷若自由人。很美好，这一路受的苦都值得。

（接下来）就是好好生活，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是价值吧，好好地去适应美国的社会。因为从一个独裁的国家来到一个自由的地方，在那个国家生活二三十年，身上难免会带着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习性，我觉得都要慢慢去改。更努力地让自己融入美国这个环境，好好工作，好好回馈这个接纳我的国家，好好去热爱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扶摇：我们祝福周雨在美国能像他期望的，好好生活，实现人生价值，回馈这个接纳他的自由社会。

《新闻大家谈》制作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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