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不愿遣返中国内地而从卡车上跳下的逃港者，摄于1962年。（公有领域）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金欣综合报导）2019年反送终运动及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这个昔日的自由港，已经逐渐变成了与中国内陆城市无差别的普通城市，曾经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逐渐衰退，外界已经把香港称作“世界金融中心遗址”，随之而来的是，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移民潮。 据BBC2023年8月报导指出，从2020年7月至2023年8月，三年间，机场的香港居民净离港数字高达53万人，这段期间中小学生净减少人数也增加逾10倍。而单以英国自推出BNO计划至今，已有近17万港人申请。 香港爆发的这一波移民潮，令独立时评人、作家蔡慎坤回忆起几十年前从中国逃亡到香港的“大逃港”，在香港又称为偷渡潮，是指在1950年代至中国改革开放前，大量中国民众尝试偷渡至英属香港之现象。 2月3日，蔡慎坤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香港正在改变，变成一个类似于内地的任何一座城市。但是几十年前，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在内地人看来，这是一个“自由世界”。 他回忆说，“1949年中共新政权建立，许多人无法忍受饥饿和贫困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的威胁下，冒著生命危险，强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这个被英国殖民的‘自由世界’，而且30多年间从未停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轮到港人逃离了”。 1949年中共在窃国之后，连续在中国发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整人运动，大量仍留在中国的资本家、地主、富农、以至于曾经在中华民国政府任职、以及曾经参加过国民军的退伍军人及其家属，都受到中共的清算、批斗、酷刑迫害，许多人死于残忍的酷刑折磨，导致南方尤其是广东、福建一带许多被列为迫害对象的所谓“黑五类”民众，以及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等，在边境封锁后通过各种方式逃离大陆，逃亡香港。逃港者除了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运动，也有很多是盼望逃出饥饿和高压生活的普通民众。 自1951年中英封锁边界开始，共出现四次大规模的偷渡，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人民公社化期间；第二次是1961年开始，至三年大饥荒后1962年；第三次是1972年；第四次是1979年。逃港潮也促使并强化了英属香港的反共意识形态。 逃港者通常利用水路或陆路逃往香港。大量人员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更多的是在偷渡过程中被中共边境军队开枪射死。 蔡慎坤表示，“与香港紧邻的深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对外开放，罗湖区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庆典开头很寻常，到了港商致辞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站在台上的董事长，念了一半欢迎词，捧著演讲稿嚎啕大哭。台下一片寂静，人们望著这个失态的港商。港商稍微停顿了片刻，用脚蹬了蹬铺著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背著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 蔡慎坤在帖文中指出，“当年深圳对偷渡者的打击异常严厉，凡是没有合法手续前往香港，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会有牢狱之灾。而边防部队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树林里。”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潮，在当年还催生了一个职业——‘拉尸佬’。逃港最鼎盛时期，深圳活跃著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媒体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说，最多的一天，他从公社领到了750元。” 资料图片：2014年5月，一座刻有“越山越水越界 越海英魂永垂”的石碑在香港吉澳岛立起。（黄东汉提供/大纪元） 据维基百科资料显示，由广东省偷渡至香港的人数超过二百万人。香港人口由1950年的220万以每十年100万的速度增长，为香港在1970年代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香港人口在1980年上升到大约500万。逃亡成功的大陆公民获得了香港身份证，他们都成为了香港的廉价劳动力，对于香港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作出了巨大贡献。 蔡慎坤指出，“有人做过统计，在香港回归时排名前100位的富豪，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都是逃港潮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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