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鐵蹄下的三代人(8)
張亦潔
2025年6月11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十四、傷逝
二哥被總后二O一部隊軍馬場文工團要走了。二哥遺傳了母親的藝朮天賦,從小琴棋書畫無不精通。上高二年級時他就要報考音樂學院。因父母一貫重視基礎學業,便攔下了這件事,希望他讀完高中再考。沒想到高三將要畢業就開始了文革,大學從此停招。父母和二哥懊悔不迭卻無奈。
失落之后,二哥不抱怨,而是面對現實,和學校一群音樂、文藝愛好者成立了當地影響很大的「毛思想文藝宣傳隊」。他懂多種樂器,擅常作詞曲,特別是一支竹笛吹奏得遠近聞名。憑這些他被文工團選中,二哥欣然。父母深知那不是他的理想,但是求學無門,別無它途,好在是軍隊系統,人家不嫌棄我們出身不好就感恩了,父母最終點頭同意。
二哥走后,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席卷了整個這一代青年,他們稚嫩的手不得已放下筆杆,抓起鋤杆,單薄的脊背被迫的背起了一個時代的錯誤積重 。
姐姐、三兄和妹妹不能幸免的先后被這股革命紅潮卷走,下鄉插隊。這時我從母親和姥姥的臉上已讀出了掩飾不住的悽楚。作為母親,她的三個兒子和大女兒就這樣一個比一個學淺,一個比一個年幼的離開了她們,家里只剩下了我和妹妹,空蕩、寂寥。
這時,文化大革命依舊如火如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掃把再一次掃到了家族中。母親的弟弟,姥姥唯一的兒子,在黑龍江某鐵路局當黨委書記。他和父親一樣早早的被做為「走資派」罷官揪斗。后來,舅舅解放前的家史被查出來,早已故去的姥爺的身份,舅姥爺的曆史問題等等無一遺漏的被挖地三尺,張榜告示:被「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窮追猛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鐵路戰線階級斗爭的重大勝利」。舅舅被罪名累累,被進一步專政,繼續內查外調。
消息傳來,母親和姥姥超意外的鎮靜,或許在父親身上,或許經年的政治清洗,她們大概早就預料到宋氏家族的過去遲早會被「革命造反派挖地三尺」翻出來,象過篩子一樣,被篩個一清二楚。
姥姥每年都要去一次黑龍江看望舅舅和舅媽一家人,這一年,姥姥依舊要去黑龍江,特別是舅舅家久無音訊,姥姥惦念不已。母親已料弟弟凶多吉少,況且姥姥已經七十二歲高齡,便堅決阻止這次出行,姥姥卻百般堅持,執意前往。母親拗不過,最后只得同意。雖然姥姥身體健康,沒有任何疾病,但母親千叮嚀萬囑咐放心不下。如果不是父親挨斗,朝不保夕,我與妹妹尚小,母親定會陪同前往,決不會讓姥姥獨行。
我到火車站送姥姥,在車站等車的時候,我發現商店里賣一種我從沒見過的瓜,那翠綠的顏色十分誘人,姥姥愛吃瓜,我掏出口袋里僅有的兩毛錢買了一塊送到姥姥手里,姥姥下意識的接過去,我知道姥姥已歸心似箭。
姥姥走后音信杳無,母親每日焦灼不安,翹首盼望,通過各種途徑打聽消息,一個月,兩個月,依舊人不歸,信不來。母親已料出事,准備北上。
這天,姥姥突然出現在家門口,她衣衫破爛,滿臉憔悴,瘦弱不堪,脖子上長着瘡癤并已破潰、流着血水,她身無分文,兩手空空。見到母親一忍再忍、剛啟齒,便抑制不住放聲大哭,那情景我永遠都不能忘記。母親見姥姥這般光景,已是淚流滿面,姥姥斷斷續續的講述,母親聽着默默流淚……
姥姥一下火車就被造反派抓起來審問,他們說姥姥是給她兒子通風報信來的,說姥姥是地主婆,隱瞞了地主階級家史;姥爺是軍人和姥姥那位曾是警察署長的弟弟也成為姥姥的重罪而被一審再審;父親是走資派被揪斗等等都成了姥姥的罪名。姥姥不但沒有見到舅舅,反而身陷囹圄,一直被關押、審問、批斗。當姥姥被審、被斗、被折磨,眼看快要耗盡體力和生命時,終於被「 保皇派」那一邊的人救出來,直接送上火車,才得以回到家中。
千辛萬苦一趟北行卻終未見到她朝思暮想的兒子,至於她在被審問、被批斗時受到的虐待、折磨甚至毒打,姥姥始終三緘其口,直到含恨逝去也終未吐半字留給身后人。
北回之后,姥姥一頭扎在床上,一病未起。母親雖以最好的治療手段、最好的藥物、迅速治好了姥姥脖子上的瘡疥,但精神上的重創、刺激和肉體上的折磨以及對舅舅及一家人的惦念,使父母無藥可醫。
舅爺再次落難,迅速衰老,他拄着文明棍步履蹣跚的來守着姐姐,倆個老人,滾滾淚水,相對無語。
一次,我陪姥姥說話想讓姥姥心情舒展一點,我找盡話題,姥姥問:「亦潔,你送我時買的那種瓜是什么瓜?」
我高興得趕快追問:「姥姥,那瓜好吃嗎?」
姥姥說:「那瓜很甜、很清香,過去沒見過。」
我告訴姥姥說:「買的時候匆忙沒來得及問是什么瓜,可能是南方進來的(后來知道是新疆哈密瓜)。」
我說:「姥姥,等明年秋天再有時,我一定多多的買來給您,我現在就攢錢,再不買別的東西,都給您買瓜吃!」姥姥卻哀傷的無聲的笑了。
我心里無比高興,一心待來年給姥姥買瓜!
舅舅依然杳無音信,父母百般安慰姥姥。但姥姥的病卻日見沉重,她心里明白,她經受的遭遇證明舅舅的處境險惡,而舅爺的處境、父親的處境,几份負荷沉重的壓在她的心頭。無盡的擔憂、深深的思念、一幕又一幕的驚嚇、折磨如夢魘般不斷的向她襲來、揮之不去……。
三個月之后,姥姥終未被救起,帶着一生的滄桑和滿腹辛酸、思念、撒手而去 。想不到她老人家會被文革這股紅潮吞噬而轉瞬即逝,她終未等到來年吃瓜的時候便孤獨的走了,留下了我永不能兌現的遺憾和海一樣的恩情無法回報!
嗚呼哀哉——可憐的姥姥!……你走得太快了,不給我們任何人機會……
這是一九七零年的初冬,我年幼生命中最哀傷的一個黑色季節。
我的母親痛煞肺腑,精神深遭重創,我深深的理解了那句話:死者更是生者的不幸!我們兄妹六人天各一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深深祭奠我們生命深重依托的姥姥。
几年之后,以「孝子」著稱的舅舅從監獄里一身傷痛的被放出來,但是已近半殘之人。他驚聞母親去世和北行的遭遇,舅舅晝夜不語,把淚長天,恨不能時空倒轉,追回以往,和他的母親重聚首……
嗚呼悲哉!——從此,舅舅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半生遺恨……。
在這哀傷的日子里,我初中畢業了。我趕上了一九七零屆、全國唯一這屆畢業生分配四個面向,即:當兵、升學、招工、下鄉當知青。學校規定考試和投票選舉結合,確定每個人的去向。我和拉我入紅衛兵的好友以全班最好成績和最高票數并列第一,列入十一個校定名額中。那時文革砸爛一切,「讀書無用」,沒誰想讀書。而我惟有選擇讀書,在讀書這個問題上,父母的態度永遠不容置疑。沒有什么好專業可選擇,我報了吉林省財貿學校,文革前身是吉林省財貿學院,大學停招改為中專,我報了「物價專業」就讀。我的好友在我和媽媽的勸說下也同意去讀書了,她選擇了當地的師范學校。
不久,我接到了錄取通知准備入校。離開家的頭几天,我痛感母親已傷心到極點。姥姥的逝去給母親留下難以平復的深痛。我竭力以我十五六歲的有限能力安慰母親,淡化再淡化我的即將離開。我和母親都互相掩飾和努力淡化那種悲涼,心里卻在以小時計算那即將分離的時刻。
父親狀況依舊。我私下再三叮囑只有十二三歲的妹妹,告訴她照顧父母。
那天早晨,天空中飄着清雪,時間到了不得不離開的時侯。我怕母親看見我的眼淚,沒走出房間便帶上大口罩,母親跟出門來,我的眼淚無聲的流淌、混着清雪滲入口罩的棉線中。
我和母親早已說好免送。
我說:「媽,多保重!告訴我爸多保重 !回去吧,我會常寫信……」母親再也掩飾不住的淚水滾滾而落……
當我知道將要離開這個家時,便感到我居然如此眷戀這個我曾詛咒的家和眷戀不舍我的母親還有思念着的姥姥,這時我淚如雨下……
人們說,人生最悲不過生離死別。母親剛剛失去了姥姥,傷別離那大半生相依相伴的母女情緣,與我又再次經受死別之后的生離,而她已一個又一個的送走了我們兄妹五人,悲也同,哀也同;我也同樣輪回在這生離死別的循環之中,我失去了帶大我的姥姥 ,別了十五年養育的祖孫情緣,我也再次經受死別之后與母親的生離,情也同,哀也同。這生離死別的三代循環使我突然感到人生之痛苦,之悲涼,之無常!逝去的生命喚不回,家園好不好終有散呵!……
坐在火車上,手里攥着被淚水打溼的口罩,眼前滿是姥姥、父母、兄妹的音容笑貌,我心里難以接受這如同瞬間就結束了的一切……
透過車窗,望着身邊疾速向后退去的樹木、房屋和積雪覆蓋的田野,聽着列車咣當咣當的生冷節奏,心中無比悽涼,難道這就是人生嗎?!我再一次問……
我就這樣離開了這個家而一去未返。
我走后不久,我的舅爺終未逃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戴着被指控的滿身罪名憂憤離世。姥姥和舅爺,他們姐弟倆人就這樣先后逝去了。
后來妹妹也插隊當知青離開了父母,最后一個離開了這個家庭,至此這個大家庭徹底離散,只剩下了孤獨的父母相依為命。
十五 父親再次被打倒
兩年之后,我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那所中專,參加了工作。又兩年后,通過考試我再入大學讀書。大學讀了不到一年的時候,厄運再一次襲來,父親再次被打倒。
已被解放出來工作的父親,被牽涉到鄧小平教育路線回潮問題中,又一次被停職。黃帥事件曝光之后,父親被指控,說他壓制了早於黃帥的另一個黃帥的出現,說那個被壓制的人比黃帥還黃帥、還典型、還反潮流。他們說,如果不是被壓制被埋沒,真正的英雄是這個人而不是黃帥。他們說父親右傾,扼殺了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一顆新星,丟掉了原本屬於吉林省的光榮。他們說父親罪過極大,是鄧小平教育路線回潮一條線上的人。
有一天,上邊對父親說:「你去農村吧,你去農村抓階級斗爭!」
就這樣,父母被迫下放到農村,連城市戶口都一并被解除。一夜之間他們成了 農民。
這時父母身邊沒有一個子女,左右悽涼。這個打擊和這一個時期的農村生活對他們的精神和身體傷害極大,特別是母親,無休止的磨難,使她厭倦了一切。這時不同於文革初期,有權沒權都挨整,而中國人的從眾心理,會使大家都感到彼此彼此,而具有承受能力。然而重新出來工作后,再次被打倒卻再難承受。母親被一場又一場災難沖擊,早已身心懼損。姥姥被迫害后的突然辭世,使她長久不能從這個陰影里走出來。而反回潮的再次落難,又一次極大的損壞了她的健康。
北方的農村,一年有半年處於荒漠和寒冷中,西北風卷着殘雪和枯枝敗葉呼天號地的掃過曠野敲打着那間破敗的土房,鄉親們給了父母極大的溫暖,一直幫他們維持生活。他們住着土房,吃着糙米粗菜,燒着鄉親們幫他們耬來的柴草做飯、御寒,在昏暗如豆的燈光下品嘗和回味一次又一次政治斗爭的苦澀和無奈,熬着似乎再也沒有指望的歲月。
那一階段,在父母的信中,我們卻感到了他們的豁達和樂觀、健康和興致勃勃。每一封信他們都說很好、很好,一切都好。母親個性堅強,她在一切事情上都支持輔佐着父親,酸甜苦辣遍嘗,同時頻遞家書,把握着我們兄妹六人的思想狀態和成長道路,費盡心血,無論身置何種境地,他們都會以極大的忍耐力和意志力推動我們成長的腳步,不斷的告戒我們,你們要積極要求入黨,要勤勉謙虛,要勤奮博學,律己奉公等等等等。按照父母的殷殷指教,我們都一個又一個相繼讀完了大學,一個又一個入了黨。 我們都成了中共黨員,成為中共的中、高級干部、教授副教授。
其實這時,母親真正的境況卻是整日躺在那間草房的土炕上,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忍受着缺醫少藥的拖延,忍受着糙米粗菜對胃潰瘍的傷害,忍受着孤寂、對姥姥的思念和看不到前景的深深郁悶。這些都為后來母親的早逝種下禍根。他們所有的寄托、希望和快樂就是每天無數遍的閱讀我們兄妹六人的來信,支撐着他們捱過每一天。
我們卻真的以為他們很好。我們都太敬業,太粗心了。在他們最艱難的時候卻沒有一個子女放下手里的「革命」工作,到那座土房探望他們一次。共產黨的革命性掃蕩了每一個國人的親情 ,崇尚几過家門而不入,死了親人也不放下「革命」工作的「大公無私」 。
而對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挨整,我們除了剜心透骨的痛心之外而無可奈何,充其量把這種磨難歸咎為文革的派仗遺風。因為我們對這個「無產階級政權」的一切所作所為早已認可和熟視無睹。我們被這個黨最大限度的培植起極度的奴性,任其宰割的逆來順受,樹葉掉了怕砸頭的漠然置之。可悲的是如此者不僅是我和家人,這已被共黨長期專制教化成為我們整體國人的一種普遍的國民個性。
而父母的忍辱和無論任何情況下的正面教導,使我失去了分辨,助長了盲從和政治上的無知,變得極左和極其幼稚。直到母親去世前和厄運真正降臨到我頭上后,才真正有所觸動和思考。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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