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中共對社會的管理的方式就是控制，大到社會的計劃經濟，小到個人的計劃生育，什麼都要管。幾十年的中共建政歷史證明，中共在哪些方面管得越多，哪些方面就變得越差，甚至停頓。1949年中共建政後，開始在城市強化黨的控制，對城市的控制僅僅半年多時間，中國的經濟就發生了停滯，社會一片蕭條。
當年，中共接管全國各大城市之後，為了拉攏工人，欺騙說他們是「國家的主人」，要準備「當家作主」。但隨著中共對城市各行各業控制力度的加大，社會經濟全方位的衰退，卻導致大量的工人失業。
首先，中共規定其發行的人民幣是唯一合法貨幣，而美鈔、銀元和金子等卻在幾個月後就不允許流通了，這導致很多公司的資金鍊出現了斷裂。
同時，中共又用其開辦的國營貿易公司，來全面控制原材料的供應，而且國營貿易公司下設的國營商店和合作社以防止商品物價被私人操控的名義，逐漸壟斷了國內所有商品的流通渠道。
中共也逐漸將對外貿易掌握在手中，中共人為制定的人民幣匯率非常高，使得中國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大大削弱，很多各類企業面臨著嚴重資金短缺。
例如，之前工業產值占全國半壁江山的上海，普遍開工不足，工廠一週只能開工三天，棉紡廠生產所需要的棉花等原材料，只夠六個月的生產所需；東北工業的總產量僅僅達到日本滿洲國時代的30%。
要改善這種狀況，必須從國外進口原材料，但中共堅決反對從外引進，為了解決大多數企業缺乏資金面臨停產的現狀，中共只好向蘇聯大幅舉債。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曾經承諾給工人增加工資、改善生活條件的許諾落了空，工人們開始抗議，但在國民黨時期屢次挑動工人進行罷工和示威遊行的中共卻頒布了新法規，宣布罷工違法。而承諾落空的另一方面則是企業主們在給工人們增加了工資之後，導致了生產成本迅速上升，讓企業的困境雪上加霜，甚至不得不倒閉。
中共當時在農邨的徵糧是非常血腥的，甚至連口糧和種子糧都被搜去，還出現了各種折磨人的酷刑。而在城市中，同樣的事情也在發生著。中共急需籌集現金，所以在城市中設置了名目繁多的重稅。
例如，北京的稅收以小米計算，民國時期的1946年徵收了31400噸，1947年徵收21000噸，1948年只收上來10000噸。然而中共建政後的1949年，稅收直接攀升至53000噸，可以想像這多徵出來的4萬多噸小米又讓多少人處於生活困頓之中。所以無論是倒閉的小店主還是無法維持家人生計的普通人，都在抱怨中共。
湖南長沙市在民國時期每人每年所要繳納的稅收僅為80公斤糧食，而1949年每人每年則需要上交250公斤。
同時，中共對私營公司任意徵稅，某些稅種甚至可以追溯至之前若幹年，例如菸草業的稅收竟然達到120%，這無異於對行業的摧毀。對此，薄一波曾承認，這種情況已經「破壞了商業」。
短短幾個月，上海、天津、廣州這些大城市就敗象盡顯，各地的工廠停工、貿易中斷，公司倒閉。
其中，上海有約2000家貿易公司和1000家工廠倒閉破產，在全市500多家銀行中，僅余100多家能繼續營業，而且其中的50多家還在向政府申請破產；很多外資的運輸和電力公司因資金短缺不得不向人民銀行大舉借貸，最終都逃不過被政府實際控制的命運。
幾百家生產紙張、火柴、橡膠和棉布的工廠倒閉；136家化妝品工廠只有30家能開工，而且大多數改為生產牙膏。
中共1950年5月的《內部參考》中也寫道，曾被譽為「東方芝加哥」的武漢，現在500多家商店停業，數百家工廠倒閉；曾經的工業重鎮無錫，工廠裡繁忙的景象一去不返，一片死寂，數百家商店也關門歇業；紡織重鎮松江的18家紡織廠中只有一家還在勉強維持生產。
市民的失業率飛速飆升，1949年12月，200萬居民的北京市有5.4萬人失業；上海1950年夏天有15萬失業人口；福州市人口不足50萬，失業人口卻超過10萬；廣州全市有1/3的工人失業。
在高稅收和高失業率的情況下，各地出現了多起自殺事件，還有人被活活餓死，甚至有人被迫賣掉自己的小孩。
城市市民的巨大不滿很快轉化成群體事件，長沙發生了6起失業工人包圍工會、反對共產黨的事件，甚至有人鼓動以暴力推翻政府；廣州也發生了類似事件；鄭州幾百名搬運工人因抗議工資太低，聚眾襲擊了市政府，毆打負責幹部，砸壞門窗和家具；南京工人們抱怨待遇不如國民黨時期，機關和工廠的牆上到處寫著「反共」的口號。
1950年5月10日，時任上海市長陳毅在發給毛澤東的一封電報中報告說，大家對現狀失望至極，成批成批的人退黨，普通老百姓則向政府請願，並有人撕毀毛澤東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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