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出來的東西，無論工、農業產品，還是思想產品、勞務產品，中國有的，其它國家也有，所以這些東西都不具備中國的特色。看來看去，一定要找些稀罕的物件——只有腐敗，那才真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其特色或怪異性至少表現有三。

中國的腐敗，其實就是官吏犯罪。但是，中共偏偏要說是腐敗。這個腐敗和中共常說的「官僚主義」一樣，可大可小，隨風變化。說得輕，好象是違紀、是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說得重，又可以象成克傑一樣殺頭。中國的《刑法》沒有腐敗罪，但成克傑卻因腐敗而成死罪。腐敗的詞意含糊，完全沒有法學上的明確定義，現在卻李代桃僵，要總括從翫忽職守到色情關係、從私設金庫到貪污鉅款，林林總總的刑事罪行。外國也有官吏犯罪，但好象沒有轉彎說「腐敗」的。如有例外，還請識者教，這是其一。

官員犯罪，按常理也就勞駕大理寺問案。但是中共偏不，有着檢察院不用，卻讓紀委調查。這個由全國人大轄下的檢察院，好象是美蔣特務，黨中央就是信不過，非要越俎代庖、另搞一個黨內的檢察院（名謂紀律檢查委員會）不可。浪費財帛不說，憑空生出許多衙門，還說要精簡機構。這是其二。

最荒謬的是中共關於官員犯罪原因的理論。以前說這是資產階級思想作祟，後來又有一種新論，說這是由於制度弊病太多。這種新論與鄧小平有關。鄧以前總結文革教訓時說，文革的發生與中共的制度有關。有些人聽了這句話覺得很深刻、很過癮，以爲這是批評到根子上去了。其實這是誤會。鄧說得很清楚，這個制度不是指根本制度，而是指「具體制度」。有些壞事做了，誰來擔當？誰都不肯負這個責，於是就有那個「具體制度」來領罪。鄧小平就是用這個蒙太奇手法處理文革和其它中共的歷史問題的。鄧小平是中共高人，哄得過去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都歡天喜地。然而回過頭想想，這個「具體制度」原來是子虛烏有。這是其三。

前些日子在網上看到鮑彤爲《美國之音》寫的《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還是中共文化的思想定勢。鮑是這樣說的：「談到中國的腐敗，大家都搖頭嘆氣，憂心忡忡。有人主張嚴加懲處，有人主張深入教育。我看用意都非常好，都沒有錯。可是從嚴懲處、反覆教育，早已提倡多少年了，成效不大。只要孳生腐敗的制度不變，成克傑們就陰魂不散，隨時隨地都能借屍還魂。我主張通過制度改革，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腐敗問題。」

這裏鮑說的是「提倡多少年了」，而沒有說力行多少年了。這是有區別的。中共多年來，非但沒有真正嚴懲，而且是姑息養奸，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官吏犯罪。沒有力行過，怎麼就能說嚴懲沒有成效呢？近來江、朱開始有選擇地打擊腐敗，雖有傾軋之嫌，打與不打就是不一樣。

把成克傑犯罪的原因歸咎於制度，似乎深刻，其實並不真實。鮑49年前就參加中共革命。那時年輕人也以爲一切的亂七八糟，都源於當時的國民黨政治制度。結果，國民黨被趕走了，制度是好象變了，犯罪卻更猖狂。將罪歸於政治和將功歸於政治一樣，都不脫突出政治，陷入政治第一的窠臼。政治在社會發展的諸多因素中，常常不是根本性和決定性的因素。

還有，如果中共不能力行嚴懲官吏犯罪，怎麼可能實行難度更大的制度改革呢？

人們更感興趣的是：鮑彤個人對「6．4」的經驗教訓，曾經有沒有人謀不臧或操之過急的失誤？有沒有該負的責任？僅僅說共軍太狡猾或太兇殘是不夠的。鮑先把這些事向世人交代了才對得起歷史和舊主，才是君子所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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