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还没到“议论”就能“误国”的程度，倒是愚昧常常误国，中国的灾难可以说全部是由于愚昧造成的。
由于愚昧无知，才会发生大跃进、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等悲剧；由于愚昧无知，才会有人治主义、专制主义、愚民主义的封建传统；由于愚昧无知，不知道遭受灾难的真相，才会重复灾难；由于愚昧无知，万岁成癖，骨头发软，古人长期跪着生活，所以，视官贵民轻、逆来顺受、敲诈盘剥为当然；由于愚昧无知，不了解现代人类文明，不懂得先进国家的做法，所以，不断地陷入治乱的循环、动乱和战争的深渊。
西方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那里的舆论有个共识：没有批判意识，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的批评监督，就没有西方健康发展的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君不见西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上尽是揭短露丑、揭露时弊的内容，由此，他们才建立起监督政府、制约社会、保护人权的现代文明。
而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独立的地位，即使偶尔议论一下时政，也被批评为空谈误国，似乎中国人最讲究实干。可是，不明白现代人类文明的实干、蛮干，就如中国的大跃进、文革，前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大肃反”、“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一样，只能是浪费热情，贻害国家。
当今，中国虽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领导者比较开明能干，但就不需要批评监督吗？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工程报废、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执法犯法、行刑逼供、国企改革落后、政治改革举步维艰等都与缺乏有效的批评监督和舆论力量密切相关；
而我国改革每取得一些成就，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民的呼吁参与、知识分子的议政督政。如权利下放，经济责任制，股份制，多种所有制，资本市场，市场经济，发展三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集约增长，资本经营等等，无不是从非法到合法，从议论、“空谈”到官方决策而为全国所接受的。
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琏曾因长期宣扬、“空谈”股份制、市场经济而被人讥笑为“厉股份”、“吴市场”，屡遭打击，但最终他们为推动改革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贡献。
还有，林林总总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倘若没有理论、议论的酝酿准备，当权者不可能拿得出来，予以公布。
而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议论不够，舆论不够强大，或者执政者瞻前顾后，导致决策失误的事常有，如：我国价格并轨、汇率并轨、股份制、住房改革等都没有按照理论家、知识分子的建议在某个更好的时候出台改革政策，结果错过了最佳时机，导致了改革成本的上升，损失巨大。
所以，中国远远谈不上议论误国，倒是愚昧误国的危险时刻能感觉到。
摘自《中国研究》2000/11（17）,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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