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因为腐败分子的心态变了，不仅变得不怕亡党，不怕亡国，不怕亡社会主义，而且还希望共产党早变、快变。任何警告，对他们来说都是纸上谈兵，都无济于事。

“亡党亡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意味着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变成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政权。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一位名叫罗伊·梅德杰夫的学者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后写了以下这样的一段话：“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俄罗斯科学院这位学者的调查结果说明了什么？

它说明了堡垒最容易在内部被攻破。前苏联的解体、前苏共衰落的真正原因在哪儿？我想，主要还是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就在那个几十年的僵化体制下形成的，而且是腐败了的特权阶层身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内的真正敌对势力是来自于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权阶层之中。正是这个腐败了的特权阶层的形成加速了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的解体。

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的这一警告，对一般党员、干部也许还是很“管用”的，但是对已经腐败了的特权阶层来说，却是一点作用都不起的。因为对腐败了的特权阶层来说，他们需要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惟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特权阶层的利益，才更能使他们“名正言顺”地侵吞社会的财富。前苏联解体的最大赢家是谁？不是俄罗斯人民，正是前苏联的那些权贵们，他们不仅从政权的解体中保持了特权阶层们的利益，而且还从体制转换的混乱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人民越来越穷，而特权阶层们却是越来越富。

我们应该庆幸的是，在当今的中国，“腐败了的特权阶层”还只是在形成过程中，因此我们要趁这个敌对势力还没有足够形成“气候”之前，进行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斗争。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有以下三段文字：

“据调查，占中国人口总数10%的贫困人口只占有存款总额的3%，且有下降趋势；而10%的最高收入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且有上升趋势。行内资深人士预测，这种差距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扩大。”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几大投机行业，使得一部分人可以依靠权力和资本的投入，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几次资本原始积累的高潮中，中国涌现了一大批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翁。这些人由于财产来源大多处于一种可疑的‘灰色’状态，故此对其财产的处置方式多处于隐匿状态。而在这些人积累着巨额财富的同时，作为我国国民主要就业渠道的国有企业，却陷入了日甚一日的亏损之中。”

“在一项调查中，当问到‘您认为在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时，回答‘不太多’的占48.5%，回答‘几乎没有’的占10.7%，仅有5.3%的人回答‘很多’。由此可见，多数人对分配不公的抱怨主要是对致富方式的不满，而不是对贫富分层的不满。”

何清涟女士的这三段文字告诉我们什么？

第一，位居收入金字塔顶端的占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拥有总存款额的40%左右，这两个数字足可以说明在我们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先富裕起来的群体”。

第二，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个“先富裕起来的群体”都称为“新的既得利益者”，但是，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或相当一部分人)的财富来源“处于一种可疑的‘灰色状态’”之中(所谓“灰色状态”，何女士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依我的理解，它是指采用不正当手段——如将权力作为资本进行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行贿受贿、走私贩私等等——而获得的)。

第三，俗话说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权力垄断”获得巨额利润而暴富起来的群体，一方面加剧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的速度，因而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另一方面，这个“暴富起来的群体”在尝到了巨额利润的甜头之后，一定会通过已经获得的权力去捍卫、扩大它的“既得利益”，必然会用更加不择手段的方式去腐蚀本来已经很脆弱的权力系统，扩大他们的权力腐败网。有关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当前揭发出来的大量的“串案”、“窝案”、“案中案”中，就可以得到比较透彻的回答。

总之，腐败分子是绝不怕亡党亡国的，因为他们是被异化了的。所以，希望他们自己悔过自新、“立地成佛”是根本不可能的。怎么办？只有一个“斗”字，与他们坚决地斗、狠狠地斗，将陈希同、胡长清之流的腐败分子毫不手软地从共产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惟有这样“动真格”的，才不会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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