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大会通常要讨论并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二是选举新的领导班子，也即进行新一轮的权力分配。根据党章，中共历来效法前苏共，以民主集中制为党内组织原则，实行所谓“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表面上看，似乎既有集中，又有民主，但实际上，苏共党都是列宁式集权的政党。不但在其掌控下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民主，其党内生活也根本不民主，表面上是党代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政治局、政治局选举产生常委，因此均应是前者高于后者，然而实际上却总是后者高于前者，形成金字塔式的建构，各级的会议都是上一级安排了以后才召开的。例如这次中共十六大的议程和决议草案，下届领导候选人名单等等都是由现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其他人大常委商定以后提上来，经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党代大会的。如无上面挟控的异常情况，党代大会将只不过是走过场的表决机器而已。

在中共党的路线、方针方面，今年七一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已经为十六大定下基调。十五届六中全会已经通过“高度评价”这一讲话的决议，中共宣传机器将他在讲话中阐释的“三个代表”思想吹捧为重大理论创新，并在全党掀起学习热潮，叫喊以此统一全党思想并在十六大时写入党章。其实，除了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一点以外，“三个代表”论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江泽民自一九八九年中共血腥镇压要求民主改革的大学生的“六四”事件起被邓小平选中，以代赵紫阳出任中央总书记并在一九九七年邓去世后实际充当“第三代领导核心”以来，他大体上“萧规曹随”，一直运循邓小平“经济反左、政治反右”式称“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拐腿”的改革路线。他被称为第三代领导人，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因为取得某一代的称呼必定要有不同于上一代的某些特点，毛、邓之不同是很清楚的，但邓、江之间则基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江泽民仅仅是邓小平制定的上述路线的执行者而已。

自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及紧接着发生的苏联和东欧各共党政权相继倒台以来，人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一党专政乃是贪污腐败等一切罪恶和弊端的总根源。只搞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而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却止步不前的局面，是很难长久维持下去的，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可说是走到了尽头，如再不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融入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世界现代化国家的主流，势将无法克服一党专政下官僚特权横行、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安恶化、政治动荡不安的种种危机，但江泽民做为官僚特权级的主要代表人物，完全的权力欲蒙敝了眼睛，缺乏这一清醒的认知，更别说有改革的胆识，从而站到了人民愿望和历史潮流之对立面，成为民主化政治改革的绊脚石和拦路虎。他多次声言绝对不搞三权鼎立和多党制，不搞西化(所谓西化即现代化，这已是人们的常识和共识)。他在今年七一讲话中再次重申：“坚决抵制西方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一直到今年八月八日，他在北戴河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还说出“若中国实行议会民主，十二亿人就会吃不饱”这样可笑的话来。

有人把江泽民及其一伙也列入改革派，其理由是他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也讲到“要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可惜他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口惠而实不至”。不可否认，在过去数年中，中国在经济立法、司法改革等方面确实有了一些改革，然而这些零零碎碎，小打小闹式的改革，距离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改革(其实质为建立对权力的制约，也即打破一个党对权力的垄断，如党政分开，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人民有言论、组党、选举的自由等等)还远得很。有人还把允许资本家入党视为中共的一项重大革新，认为这导致共党性质发生积极变化并由此把江泽民视为改革派。如美国《洛杉矶时报》就把江说成戈尔巴乔夫第二。有人认为中共正在向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转化，这自然是莫大的误解。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民主主义，而当前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社会主义早已名存实亡；民主主义则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中共确有变化，而且变化很大，在它取得全大陆的统治权以后，其上层已逐渐蜕化为官僚资产阶级，也即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理论家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而在邓小平和江泽民进行经济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共官僚们利用特权，通过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对国有财产的巧取豪夺，摇身一变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其家属子女也纷纷下海经商致富，早已成为货真价实的资本家。太子党人物充任董事长、总经理，成为大亨、大款、大腕的比比皆是。因此江泽民提出允许资本家入党，只不过确认已成的事实，以此扩大中共统治的群众性基础。资本家纷纷加入中共，将进一步促成钱权勾结，这表明中国的腐败将更公开化。据报导，专门给养高级干部和省部级官员的中共中央党校，首次公开培训党内一直存在争议的私营企业家。百余名各地的私营业主近日在中央党校接受培训，这说明江泽民及其一伙不等修改党章就迫不及待地这样大干起来。在某些人眼中，他们不仅是改革派，甚至还是激进的改革派哩！

在中共人事安排，也即权力分配方面，由于大陆基本上仍是人治社会，共产党又凌驾于国家之上，实行一党专政，而党的专政实际上又是领袖专政的寡头政治。因而江泽民十六大将究竟是全退、半退还是不退，邓小平指定的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能否顺利接班自然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广大党员和民众自然巴不得江早日下台，这不仅是由于江氏为人平庸，主政多年乏善可陈，而又凶狡专横，倒行逆施，如严厉镇压异议人士和法轮功信徒，他极力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妄图与毛、邓比肩而立，甚至进入大国领袖与历史伟人的行列，为此费尽心机、诡计多端，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强行出版他的个人文集以外，就连他今年五月间到安徽考察，游览黄山时所做的一首平谈无奇的歪诗《登黄山偶感》也被选为上海小学生教材。这一切不但未能增加人们对他的敬意，反而引起莫大的厌恶和反感。更重要的是江泽民是否全退还关系到政治制度和人事制度革新以至实现的重大原则问题。

一是废止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问题。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则民主共和国就仍然有名无实，与帝制王朝没有什么两样，早在一九七九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严家祺在会上就提出“中国应当建立名符其实的共和政体问题”，他说“苏联三十年代的‘肃反扩大化’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民主践踏法制的原因在于苏联和中国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终身任职的人手中，在中国，由于共产党长期执政，为了严格地建立起‘共和政体’，不仅国家最高领导职务要规定严格任期，而且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也要规定严格任期，即废止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他这一意见不但得以历史学家徐澍和笔者等不少与会者的赞同，而且获得邓小平的首肯。邓小平于次年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发言中，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列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之一。他说：“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并主张修改党章就此做出决定。令人遗憾的是他本人后来并未再提出这个问题，不但党章未做修改，甚至在一九八二年制定新宪法时，对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也未做出任何限制，致使这一重要问题迄今未能解决，而党章上这一缺失和宪法上的这一漏洞，也给贪恋权位、奸狡自私的江泽民有可能加以利用，致使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一重大改革能否实现又成了问题。

二是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在中共党内很早就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问题，但一直解决的不够好，特别在高层干部中阻力较大。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召开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对此达成一项口头协议：凡年龄超过七十岁的都不再担任常 委职务。对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也都相应地做出年龄限制的规定，乔石就是在那时为了带个好头才退出常委的。年龄只比乔石小两岁的江泽民到明年召开十六大时将是七十六岁。江如果仍继续担任总书记(必须是常委)，将如何向党内，特别是乔石做出解释，恐怕是件大伤脑筋之事。特别在普京、小布殊以及布莱尔分别在俄、美、英等大国主政后个个生龙活虎，精力充沛的事实更加刺激了老迈年高的中共领导层，增强了对他们的压力。

随着中共十六大的日益临近，对江泽民的去留问题，党内外早已议论纷纷，诸多猜测，江本人对此亦曾多次表态，尽管他近年来几次吹风，忸怩作态，说什么：“我欲乘风归去”、“赤条条无牵挂”、“一朝势落如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童蒙”，摆出一付超然、满不在乎的样子。实际上难以掩饰他内心中害怕丧失权力的惶惧。人们早已看出他这个权势欲、领袖欲极强的人，更难以超脱“权力腐蚀人，绝对权力则是绝对的腐蚀”这一规律，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最近，江泽民在上海亚太经合会(APEC)闭幕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提问：“明年是否退休？或者要连任的原因为何？”时答称：“我是不是退休，坦诚说，完全要依国策法制规定。”他这一句回答透露了玄机。果然，最近据报导：北京消息人士透露，目前中共中央规划十六大权力核心____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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