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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運聖經到大陸的香港居民黎廣強，在大陸被抓並被指控顛覆政府，最重可判死刑。在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的過問下，中國政府最後只以「非法經營」罪判黎廣強兩年，並於春節前釋放。運聖經在任何尊重人權的國家，都不構成「顛覆政府」或「非法經營」。黎廣強回到香港，首先感謝了喬治．布什總統。當黎廣強被捕後，有記者曾採訪香港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問她是否準備幫助黎廣強。葉局長斬釘截鐵地說，不會幫，大陸有絕對的權力決定什麼是犯罪，以及如何處置他。黎是香港居民，美國有什麼權利對此事發表意見？ 港官都不敢得罪中共 如果有一家人的小孩被鄰居綁架，鄰居勢力大，這家人不敢惹，忍氣吞聲；別人看不過眼，去找那不講理的鄰居評理，這家人不但毫不感激，反而對幫忙的人破口大罵。這樣的人，是不配做父母的。做個鄰里，都令人瞧不起，不要說做保護我們安全的官員了。 去年我在羅湖橋被自稱是中國政府官員的人祕密綁架，記者也問葉局長香港政府爲什麼不過問我的被捕，她說我的家人沒有要求。確實我的家人有過要求；就是家人不要求，我是香港居民，納稅給政府，祕密失蹤，香港政府也應該過問和幫助。如果一個人在街上被殺，難道香港政府要等家人要求，才過問嗎？若受害者沒有家人，怎麼辦？香港的官員爭相在中共面前表示革命，不敢得罪中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幫助受害人也不必找如此站不住腳的藉口。從葉局長對黎廣強被抓的態度來看，似乎不僅僅是不敢過問了，美國幫了香港的受害者，她還指責美國。難道她希望中共迫害香港居民？對於她的動機，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葉局長要給香港人一個明確的資訊：我們如果在大陸被捕，不論什麼原因，香港政府都不管，而且也反對其他國家過問，我們最好在大陸乖乖認罪。 另一個香港居民徐澤榮，二○○○年六月被中共祕密關押，長期無消息；最近以泄露半個世紀前的國家機密被判十三年重刑。當然，經過了我們這些被捕的例子，沒有人再去浪費時間找香港政府幫忙了，香港政府的宣傳確實有效。我曾於去年九月份在《紐約時報》撰文，希望香港政府能過問或探視徐澤榮，使他得到更人道的待遇。沒想到葉局長竟指責我「不公平」，「干涉一國兩制」。《紐約時報》的朋友還告訴我，香港政府準備專門撰文反駁我，只因「九一一」而作罷。 遊戲規則要公正 其實我不過是以過來人的身份，向港府建議關心在大陸遇到麻煩的香港居民而已。在中國被捕的嫌疑人，要經過偵察期、起訴期、審判期，每一期都可對嫌疑人從頭審訊，不斷盤問，最後嫌疑人自己被折騰得忘了自己講過什麼。通常是告訴審判人，「你們看著寫吧，我都簽字」。整個階段，可持續好幾年，不能見家人。如果香港政府能探視被抓的香港居民，爲他們報告家人的情況，使他們的合法權利得到保障，並不去要求放人，這怎麼是「干涉一國兩制」呢？這是政府爲納稅人該做的事。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James Buchanan）提出了「模糊面紗」（behind veil of ignorance）原則。這一原則認爲，判斷一個社會的制度（遊戲規則）公正與否，要看當一個人對自己未來的社會地位不確定時（可能是當權者，可能在野；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囚犯），他認爲在任何位置上，這些遊戲規則都是公正的時候，那麼這些規則才是真正公正的。 無罪辯護招致報復 在中國，警察、檢查院、法院大概覺得中國司法的遊戲規則是公正的，我被抓後，不能讀法律書，不能見律師，不能見家人。而我作爲嫌疑人，則覺得這是很不公正的；作爲辯護律師，其執照由司法部發，會見客戶（被辯護人）時要被司法機構監視，做無罪辯護會招致政府的報復。迫於政府的壓力，律師不得不做客戶（被告）的工作，希望客戶好好認罪。所以律師也不會認爲這樣的遊戲規則是公正的。 當然，沒有一個國家會把囚犯或嫌疑人當貴賓，迫害囚犯的事在任何國家都發生過。而且因爲囚犯被控有罪，受到譴責，他們的權益很難在遊戲制度裏得到公正的體現。在民主國家，他們的權益是通過新聞自由、代議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總有政治團體在議會中代表他們的利益）體現的。 在中國，這些還做不到。囚犯的權益，幾乎沒人代表。唯一的可能，大概是由囚犯中後來成爲當權者時來代表。但這很受限制。第一，囚犯成爲當權者的機會很低；第二，「屁股指揮腦袋」，這些囚犯一旦不坐在監獄裏，而是坐在當權的位子上，也就不去爲囚犯爭權益了。 中國司法的一些進步，是改革初期由彭真推動的。原因很簡單：在文革期間，彭真的地位變了，一向是「專政」別人的彭真被「專政」了。他深深感到作爲囚犯，中國司法的遊戲規則太不公正了。文革後，彭真平反了，他還記得文革的惡夢，呼籲改革司法遊戲規則，對囚犯和嫌疑人人道些。但是，當他權力牢固，覺得不可能再成爲階下囚時，他又保守起來。 支援受嫌人的權益 不實現「模糊面紗」原則的遊戲規則，社會不能穩定和均衡。一位被逮捕的高級幹部說：「我原來都是「撈人」的（即從看守所救別人出來），現在自己居然進來了。要是我將來制定政策，一定要改革。」我看著審問我的官員想，若他被抓，是不是還堅持嫌疑人不能見律師，不能讀法律書，不能見家人？ 從「模糊面紗」的原則，葉局長應該住住大陸的看守所，她大概就不會對這些在大陸被抓的人、對我的建議這樣義憤填膺，而應該支援爲嫌疑人爭取權益了。 在我那篇被葉局長指爲「干涉一國兩制」的文章裏，我引用了經濟學家楊小凱給我講的故事。楊小凱在中國文革期間也曾被迫害入獄，他在談及我這次在中國的遭遇時，用了這樣的比喻： 下一個犧牲的是誰 過去，中國有些地方的人喜歡吃猴子（但願現在已經不吃了）。猴子是智商很高的動物，懂得怎麼保護自己。所以，當廚師帶著食客到猴籠前挑選晚餐時，所有的猴子都拼命地往後躲，每隻猴子都希望藏到別的猴子後面，一旦有一隻猴子被選中，其他的猴子就急急地把它往籠外推。相反，牛是不那麼聰明的動物。但是，當一頭牛遭到猴子襲擊時，所有的夥伴會圍成一圈，用他們的角死死相抵對抗強敵，保護不幸遇襲的同類。在共同保護自己的利益時，不那麼聰明的牛比猴子強多了。 集權政府壓制人民的一個有效方法，就是挑選哪些最敢說話的人進行迫害，使整個人羣都生活在一種小心翼翼的恐懼中。一旦一個目標被選中，其他人就鬆了口氣，深感幸運。爲避免被選中，並能繼續他們的生意或研究，大多數人寧願保持沉默。但當下一輪挑選開始時，就會輪到那些不太敢說話的人了——因爲最敢於直言的人都已經被抓光了。只要這樣的體制存在，只要這種挑選繼續下去，誰能保證下一個被選中的犧牲者不是自己呢？所以，我們保護自己的最有效方法，應該是首先保護最敢直言的人——儘管我們可能並不贊同他們所有的觀點。 爲了每一個人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我們要做牛，不要做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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