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四强赛中，韩国以一比零负于德国，这是还没有因激情丧失理性的全体韩国人所预料的，因此举国上下仍然激情高亢，没有任何闹事失态行为。韩国仍对与土耳其争夺第三名获胜，信心满满。全国性的嘉年华会，全国性的盛大胜利节日，使得南韩人民的公民自尊以及民族自豪，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最令人惊叹的是，百万民众聚会散开后，人人都把自己边的废物脏物带走，没有留下一点纸屑和废物，广场上明净如镜。这种集体的爱国激情中，所产生的高度提升的公民自强、公民自律精神，旷世罕见。

大韩民族即朝鲜民族，吃苦耐劳，具有很强的群体合作精神和民族向心力，公平正直，刚强耿直。对此，笔者有切身体验。从17岁至20岁，笔者在中国大陆东北长白山的一个朝鲜族村子度过了三年的种田伐木的劳动和生活的时光。这些父母或自己在二战结束前直接来自韩国（朝鲜）的农民们，绝大多数都很纯朴，他们在总体生产力和文化教育素质方面，普遍高于当地汉人。他们在国籍上已是中国人，但是在勤劳以及文化习俗上，还保有朝鲜（韩国）的传统。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那个政治严冬的时代，朝鲜族农民对人的评价标准，不是政治化的标准，他们普遍具有公正正直的性格。在他们的心目中，生产劳动好，人品好，是唯一标准。同时他们注重文化教育。谁喜欢读书，“有文化”，他们自然就对谁有好感。我曾经连续三年被生产队的农民们选评为“优秀社员”、“优秀知青”，插秧农忙季节因为背大秧筐还被评为16分的最高分。但是，农民的声音，常常不是公社党委书记和党委会的意图。1971年，因为笔者的家庭“历史问题”以及亲属曾当过右派的背景，朝鲜族农民选上我去招工的机会，就被断然剥夺。1972年，在有一次短期师资培训后当中学教师的机会来到时，他们没有绕过“曾被公社否定过”的我再去选别人，还是执意一定选出我，他们一定要送走我。这种朝鲜人（韩裔）式的倔强，使我人生有了一次重大转折的机会。用他们的话说“干得好的一定要送走”，这也是对还留在那里的知青“要好好干”的一个劝告。他们的是非标准很简单：不管你的爹妈是不是共产党员，不管你的爹妈是不是共产党干部，不管你的出身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只要你个人表现好，吃苦耐劳，为村里的农业生产拚命劳动，你就是拥有更好人生机会的人选。

三十年后，回想人生这段历程，再看韩国队以及韩国人在亚洲卷起的强劲韩风，笔者深深感到，中国大陆队落后于人，不仅仅是球技问题，毅力问题，拚搏精神问题，而是民族文化的问题，而是在整体精神层面有问题。这是一个时空概念非常复杂的议题。

(原文载于世界日报200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