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 防卫森严的中南海并不保险 | 大陆SARS疫情严峻,被视为是六四以来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最严重危机。去年11月广东就出现了首例SARS感染病人,随后几个月内就令香港草木皆兵,甚至扩散到世界其它国家,而中国政府却直到十天前才下令全国防堵疫情。中国政府对SARS疫情的反应如此迟缓,令外界或大惑不解,或猜测纷纷。江泽民需要绝对稳定 在去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出现第一起SARS病例时,正是中共十六大刚结束,全国掀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及“十六大精神”的高潮,宣传SARS无疑与“十三年盛世”的“十六大精神”不协调。况且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十六大上不仅玩弄政治阴谋,在中共核心权力机构安插了多数亲信,甚至还通过一次准军事政变侥幸保住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因此需要一段绝对稳定时期,以便在几个月后的“两会”上继续巩固自己“垂帘听政”的地位。 当然,在三月两会期间,“稳定”的迫切性则更加突出。据报导,三月初北京就已经出现首起SARS病例,北京市将情况上报,被上面扣押。不过,最后这却成了导致北京市长下台的动因。果然,“稳定”成效显著,两会期间,江泽民不仅保住了国家军委主席一职,其亲信们也纷纷在政协及政府中占据多数重要位置。 江泽民通过十六大及两会在党政军中大量安插亲信的做法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因此在两会接近结束期间反江声浪突然高涨,江泽民本人及其重要亲信几乎全部低票当选,有的甚至是差强人意,弄的江泽民连喊“这种情况不正常”。 然而,就在两会刚结束,美伊战争爆发,这对只剩下军委职务的江泽民来说,无疑是转嫁危机,加强军头政治权威的绝好时机,于是江泽民下发“二级战备”令,全国媒体全力投入伊拉克战争报导,大肆煽动反美情绪,令新上任政府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几乎找不到“全面、公正、客观报道SARS疫情”的空间。 然而,就在这时,令江泽民魂飞魄散的事情发生了。 SARS闯进中南海 3月23日,商务部贸易国际事务部门副部长朱洪从泰国出差返国后就染上SARS病倒了,和他搭同一班飞机的芬兰籍「国际劳工组织」官员亚柔则在四月七日因SARS死亡,成为中国境内第一位死于SARS的外籍人士。中国卫生部宣布了亚柔的死讯,但对朱洪染病一事秘而不宣。 据消息人士透露,至少还有其他三位在经济和贸易部门感染道SARS。此外,四月初,中国最大国营金融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集团原常务副总经理李冀凯染上SARS,在国营企业中也造成一个吓人的波动。该公司董事长王军(已故大老王震之子)已遭到隔离检查,和朱洪共事的其他部长已遭到隔离。 防卫森严的中南海并不保险 | 特别是当陈云84岁的妻子于若木的一名女佣人染上SARS,让江泽民等意识到防卫森严的中南海并不保险,中央警卫团根本就不是SARS的对手。因此,江把死神降临的“中南海”丢给了一直请求公开SARS疫情促进病疫防治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于4月初逃亡上海。一位认识于女士的人指出,于若木住在中共领导人聚居的中南海,女佣人就在那儿工作。虽然外界不知道住在中南海那一带领导人的名单,但据说江泽民在那附近有一栋房子。 目前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等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否接触到SARS病毒虽无从得知,但根据中南海内部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局已将中南海内数目不明的人隔离。 当局被迫改变政策 中国在过去共产党统治的五十五年里曾经历了许多次自然和人为的大灾难,包括洪水、饥荒、地震、流感,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失去了生命,但当局通常都采取封锁媒体报导手法隐瞒事实,有时为了不至对政权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公开完全否认事实的存在。 到目前为止,据29日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在全国有3,303人受感染,其中只有148人丧生,这对与“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中共来说实在是不值一提,与持续性在中国乡村发展的二百多万人感染爱滋病比起来也不是什么大规模灾难,但当局这次却动用了各种政治、经济、军队的资源来对抗。 外界虽普遍认为,这是由于自亚洲邻居、国际组织和外国投资者的压力迫使中共当局改变政策,以更公开的方式对治SARS病疫。但一些分析家却不以为然,指出这极可能是中南海感受到SARS的直接威胁后才改变的。 防卫森严的中南海并不保险 | 香港的「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一位专家珍.皮耶.卡贝斯登说,中共大佬们大概从长征直到内战以后,就再没有象这次这样直接感受到生命威胁了。卡贝斯登表示,对大佬们来说,「这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远离中央的贫穷人民的问题了」。 就如同在中国领土的香港,当医院管理局首席执行长何威廉三月底感染SARS后,香港当局才决定关闭学校和强制隔离来对抗这严重的爆发一样,SARS的扩展吓坏了中国的实权人物。 胡温压力巨大 现在,江泽民把防治病疫的“大权”丢给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并率领一帮人隔江观火,胡温所承受着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温家宝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表示:“我的压力很大”,这几天晚上躺在床上,常常不自禁地流泪。而胡锦涛更是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急呼:已经到了“极端紧迫”的时候了!不可讳言,中国目前这场严峻的SARS疫情,无疑是自1989年六四以来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最严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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