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性病迅速增加

中国政府一直禁止卖淫嫖娼行为，并且不时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打击这种行为。但是近年来，这种现像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泛滥之势。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前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官方估计，现在有600万性工作者。这相当于香港的总人数。中国一家性学研究所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说，40岁以下的已婚中国男子，百分之十的人承认有时偷偷嫖妓。研究认为，街头的所谓流莺只是中国色情业冰山的一角。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在中国，色情服务的地域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僻静的小镇，提供服务的从高级宾馆、夜总会、酒吧、浴室到路边小店，无所不有。卖淫的人不仅有为生活所迫的弱势群体，也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服务的形式从肉体交易，发展到网络色情和电话色情等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些学者的一项调查也发现，各种性病在中国正在迅速增加。

社会笑贫不笑娼

中国为什么会从一个谈性色变的社会演变成这样一个卖淫嫖娼现像普遍的社会呢？美国美利坚大学研究妇女问题的社会学学者高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就是整个社会气候。这种环境吧，是笑贫不笑娼。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就觉得如果你嫖娼，不是作为一种耻辱的事情，而是被作为一种荣耀，你或者是有权力，或者是有钱。有这两个东西，你就有了去嫖娼的门票似的。那么，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做娼妓、卖淫都是一种很耻辱的事情。可是现在，如果邻里知道这个人卖淫，实际上也会瞧不起，但是不象以前那么的瞧不起，甚至还觉得，她有几分姿色她才会去卖淫呢。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下允许的这种集体堕落行为。”

商业化社会产物

美国纽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蒋晖也认为，卖淫嫖娼现像的普遍是90年代以来商业化社会带来的产物。蒋晖说：“我觉得，这种价值观确实在变化。就是说，现在出卖肉体并不是特别可耻的一件事。不象原来的那么严重。这确实是一种商品化的过程。”

美利坚大学的高瞻认为，卖淫嫖娼现像的泛滥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副产品，而人们性观念的改变则是由原有的价值体系崩溃之后造成的价值真空所造成的。高瞻说：“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四个字，就是价值真空。从共产党执政以来一直到现在，宣扬的都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价值观念，传统也被摧毁得差不多了。现在，在中国社会，还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恐怕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在同时，社会严禁宗教，尤其是西方的宗教介入，所以，人们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价值真空的过程当中。”

缺乏恒定价值体系

高瞻说，由于中国社会缺乏象基督教这种恒定的价值观念和体系，因此也没有价值标准来衡量或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人们就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另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因素。高瞻说：“自从70年代末、80年代到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大家从普遍的贫穷到有一些人贫穷，一些人富裕。现在的社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在渐渐的增大，而且是非常之大。有些人就会不择手段，反正没有价值标准，只有致富就可以了。所以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就容易造成个人行为的失去控制，一方面是自身的道德控制，还有社会上的道德加上法律的控制。卖淫实际上是法不责众，根本没法抓。”

政府应该负责任

高瞻认为，这种现像的出现，政府应该负很大的责任。她说，一些地方卖淫嫖娼现像屡禁不止的一个原因在于，它成为地方政府经济创收的一个来源。另外，一些有规模的色情行业因为具有很硬的背景，很难彻底清理。不过，高瞻说，政府可以对卖淫嫖娼现像进行有效的控制，特别是在中国，很多人是利用公款去嫖娼。如果对这种行为进行打击，可以堵住很大的一个缺口。另外，从道德规范方面来讲，政府也可以通过开放对宗教信仰的限制以及通过加强道德教育来引导人们。不过，高瞻并不主张在中国设立所谓的红灯区，对色情行业进行规范和管制，因为她认为，把女性的肉体作为商品进行出卖是对女性人格的污辱。

不能光靠行政法律

纽约大学的蒋晖认为，光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并不能完全解决卖淫嫖娼问题，而是应该通过美学的方式，达到心理上、文化上和现实需要的和谐。蒋晖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电视、电影来反映这件事情，反映的程度使你能够反思这件事，而不是说通过电影、媒体来使你更加有欲望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中国的影视业、出版业给中国读者所提供的东西非常无力，对这种现像的批判非常无力。”

蒋晖说，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应该承认人的欲望这个事实，但是中国大众文化在描述卖淫嫖娼现像时，对读者和观众造成的往往是对它的一种向往。这是有问题的。

《联合早报》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话说，卖淫问题最终解决方法，还是应该提供女性的地位，增加就业机会，让她们不需要以性服务来谋生。不过，纽约大学的蒋晖注意到，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并没有杜绝卖淫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