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作的成效表现在，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海外流亡者，曾多次收到中国国安部门委托家乡亲友转告的邀请，一些流亡者已经回国过了（尽管他们在国内不同程度地受到监视），我和其他一些收到邀请的朋友也正在观望和考虑之中。当局的态度宽松体现在：前几年流亡者回国被要求做检讨、写悔过保证书，有的人因为拒绝检讨，结果未能在亲人去世时见上最后一面。现在被邀回国的人却可以什么都不写，既往不咎。看起来，原来冷血的当局变得仁慈多了。
我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年前，我在瑞典的一位老乡回国探亲，带来家乡国安人员的善意邀请，说是欢迎莫莉花回国看看，只要以后不再批评中国政府就行。当时我一口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坚持说批评中国政府是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不能拿来做交换的。
过了一年多，我的老乡再次回国，家乡国安再次热情设宴招待他，托他转告了当局新的更为宽厚的邀请：欢迎莫莉花回国看看，她仍然可以批评中国政府。大概是通过邮件监控，了解到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不佳，这次国安邀请我“回国参观祖国建设”时还主动提出，他们愿意承担我回国观光的一切费用。
说实话，当时我听到这个邀请之后的感觉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流亡这么多年，这么多思乡思亲的辛酸，以及自己坚守初衷的心愿，竟然被那个逼我逃亡的政府理解了。而后不断听到一些流亡者回国的消息，前几个月还风传胡锦涛有重要讲话，说让海外流亡者回国，年纪大的要照顾，有困难的要补助。
这看起来是一件很具人道主义精神的事情，符合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4款：“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这个条款没有附加任何“但书”，即是说，任何国民回归自己祖国的权利是“没有条件”的。
然而，在感动之后，我却产生了一个疑惑：为什么中国政府只是私下地、个别地邀请流亡者回国，而不将这一好事公开进行？因此，不愿意放弃自己理念的我，对中国政府邀请的好意，有了许多顾虑：我担心这种本来属于基本人权的回国，会变相地成为一桩“私下交易”，令我洗不清自己被政府“招安”和被“收买”的嫌疑。对于视人格尊严甚于生命的本人，这是一个很难逾越的心理障碍。
而且据我了解，这种邀请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流亡者没有被政府邀请，这就使得我不能不自我追问：
在其他人仍然被禁回国的情况下，我接受当局的好意，这是公平和公正的吗？那年，不断念叨“想上海、想孩子”的病危老人王若望，因为不能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结果客死他乡。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的悲哀命运，使我在考虑回国问题时，对其他未收到邀请的人有一种负疚感。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制订一个公开的政策，明文宣告欢迎海外异议人士回国，所有流亡者都无条件地享有同等的回国权。跨出这一步，对中国政府和流亡者双方都是非常有利的：
首先，公开邀请流亡者回国，将会大大提高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声誉。多年来，中国政府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却又不执行，令国际社会极为反感，受到严厉的谴责。如果现在中国政府公开宣布其欢迎流亡者回国的政策，这将被视为中国人权状况的一大进步，不但会获得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权人士的广泛赞誉，而且在本国人民中也将大得人心。中国政府将是这一举动的最大受益者。
其次，对我们这些连做梦都想回国的流亡者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如果这是一个公开的政策，我们便不必担心自己被人怀疑“丧失立场”了、“投降”了，我们就可以在坚守自己理念的前提下，堂堂正正有尊严地回家，家乡的亲人也不必为我们回国的安全问题担惊受怕。
我把自己的这些看法与顾虑，在此公开出来，请中国政府有关方面考虑。回国本来是我们天经地义的权利，无须政府邀请，这种权利只要政府不阻挠就能实行。对我来说，在中国政府没有颁布一个公开的政策之前，在所有的流亡者不能享受同等的回国权之前，辗转流亡了十年的本人，会一边含著眼泪思乡思亲，一边继续等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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