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到了１９８６年，第五个“一号文件”就不如前几个那样“灵验”了，毕竟当时改革的重心已经转向城市。所以，从１９８７年开始，中共再没有为农村专门出台“一号文件”。“一号文件”，也就成为代表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一个特定的，带有传奇色彩的符号。

今天，大陆十八年后又见“一号文件”，在使人顿生感慨的同时，也颇感意外。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胡锦涛和温家宝已经用各种方式，非常有力和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格外关注，似乎没有必要象请法宝一样，又把“一号文件”请出来。更重要的是，解决大陆当前的农民问题，也不可能象当年那样，找到类似“包产到户”那样立竿见影的办法。

我想，胡锦淘温家宝对此也应该是清楚的，那为什么他们还是要选择，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来公布新政策呢？对于“一号文件”这个符号的含意，也许多数城里人已经淡忘了，但对于广大大陆农民来说，“一号文件”依然意味著巨大的而且是迅速的实惠。难道胡温不害怕给大陆农民一个过高的预期而出现政治反弹吗？

在公布“一号文件”的当天，大陆当局还不同寻常地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请中共农村政策的高级官员陈锡文介绍新政策的背景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陈锡文并不讳言，大陆农民的收入问题形势严峻，这说明胡锦淘温家宝并没有期望一个立竿见影的奇迹。陈锡文在讲话中指出，“一号文件”之所以突出收入问题，并不是当局认为其他问题不重要，而是看到提高农民收入问题的迫切性和对全局问题的意义。陈锡文特别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民收入不能提高，大陆的经济难以摆脱需求不足的困境。

新的一号文件，突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再次反映了大陆领导人自改革开始以来一贯的方针，即让政治和法律进步服从经济增长的需要。这个思路虽然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很难设想，他们会放弃这个思路。这是因为，撇开经济来搞政治和法治改革，少见成功的先例，不到了经济政策找不到出路，政治家一般不会作那样不得已的选择。

因此，实质性的问题，是胡锦淘温家宝能否找到不付太大的政治代价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办法。迄今大陆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上，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减负有方，创收无计”。从报导的“一号文件”内容来看，这次出台的新政策，并没有在帮助农民创收方面，有任何重大的突破。这主要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原因。首先，不付大的政治代价，很难对农民有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尽管大家都很清楚，公务员加薪是锦上添花，而向农民转移收入是雪中送炭。但胡温最后仅仅是把朱镕基承诺的公务员加薪推迟，而不敢中止。当然，目前大陆的体制，很难使财政转移支付成为农民创收的有效杠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正如我在前两次评论中指出的，大陆的农村基层政权，没有能力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这不仅是一个财力的问题，更是机制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比具体政策更重要的，是新领导人以“一号文件”这个形式对提高农民收入的承诺。考虑到解决农民创收问题的难度，胡温的承诺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承诺。

——转自《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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