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老師的輔導非常耐心細緻，我的日語水平也隨之突飛猛進。師生之間的感情不斷地加深，後來到了無話不談的程度。有一天，我突然察覺到他不論寒暑，總是戴着一頂很厚的棉帽子。於是不解地問他：「這麼熱的天，您戴着這麼厚的棉帽子幹什麼?」 關老師沒有回答我的話，只是默默地摘掉帽子給我看他的頭頂，我驚心地看到他傷痕累累的頭頂上竟然沒有一根頭髮！！看着我驚訝的神情，關老師苦笑着解釋說：「我的頭髮全被共產黨拔光了。」

關老師點起一隻香菸，緩緩地告訴我: 他出生在日本軍隊佔領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的前夕。抗日戰爭時期，出於反滿抗日的愛國熱情，在日本人控制的哈爾濱農業大學裏，祕密地加入了國民黨的地下組織。後來日本投降，國共內戰期間他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一所縣城中學擔任生物教師。由於痛恨當時國民黨政權的腐敗，他自動地退出了國民黨組織。一直到共產黨奪取整個大陸的控制權，他都在那所中學平靜地過着與世無爭的生活。

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首先在全國掀起了鎮反和土改的運動。鎮反中要求所有曾經在舊政府任職的國民黨員都要交待自己的歷史問題，並且保證既往不咎，給予生活出路。因此關老師誠實地向上級領導交待了自己曾經加入過國民黨的歷史，但是後來卻爲此被判處三年勞動教養的處份。妻子因此與他離婚，剛剛出生的孩子也因爲父母的離異過早地夭折了。

三年勞動教養結束之後，由於他的教學能力很強，學校讓他仍回原來的中學任教。他雖然對被判勞教難以理解，但是也沒有向校方提出任何異議。然而好景不長，１９５７年反右前夕，學校開展向黨交心的活動，號召全體教職員向共產黨提意見。黨支部書記數次找到他，滿懷誠意地說：「小關呀，你不能看着黨犯錯誤不管不問呀！」開始時他表示對共產黨沒有任何意見，後來經不住黨支部書記再三地糾纏，只好談起自己被勞教的事：「我已經坦白交待了，爲什麼共產黨還要判我三年勞教？」就因爲這一句話，學校後來以「對共產黨心懷不滿「爲理由，將他定爲全校第一個右派份子，以此應付上級分配給的５％的右派名額。他被徹底地開除了公職，下放到魯西一個最窮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勞動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中，村裏唯一的富農婆子無法承受每天的批鬥與精神折磨，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投井自盡了。從此厄運便降到關老師身上，在數以千次的批鬥大會上，由於地主富農已全部死光，村裏又沒有反革命份子與壞份子，他這個唯一的右派份子就成了全村羣衆的活靶子。他一頭茂密的頭髮就是在歷次的批鬥會上被一根一根地拔光了！聽着關老師如泣如訴的敘述，我再也無法控制內心的悲傷，淚水潸然而下。我非常後悔我的提問觸及到了老人那些刻骨銘心的痛苦回憶。關老師最後喃喃地說：「土匪呀，一羣土匪！」然後老人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要好好地讀書，希望就寄託在你們這一代身上了。」

雖然事過多年，每當回憶起關老師那傷痕累累的頭頂，我的心中就會泛起一種難以忍受的刺痛。老人那沒有頭髮的頭頂，就是共產黨暴政殘酷凌辱中國人民的最好的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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