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卢雪松的第二部份内容：
汪先生的勇敢宣言是与大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的
 卢雪松女士 (卢雪松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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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雪松：我刚刚说过，我本人对汪先生的个性与人品都非常敬佩、赞赏。从他那封公开信的文风来看，有一种朗健的风格，心态善意、坦荡又轻松。因此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当然有汪先生本人的独特个性气质的原因。不过还是应该说，时势造英雄，汪先生的勇敢宣言是与大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的。
虽然作为埋首案几的一介书生，对于中国时局的具体变化和未来走向，我本人其实不甚了了。不过，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我至少能比较清楚地感受到身边人和事的变化。比如说，我经常在市场上接到一些写着几句话的纸币，这些话显然是令当局感到恐惧的。然而这些钱币就那么自然地在市场上流通着，人们默默读了上面的话，然后依然把它当作一张正常的钱，而不视为什么烫手的“反标”。楼道里也经常可看到油漆涂料刷上的一些维权标语，前些年它们会被涂掉，现在它们则多半是很自然的摆在那里，不再会引来什么人的恐慌。这些变化是琐细的、微妙的，但作为人文学者，不能不思考它对于社会进步与价值提升的意义。我想，它说明了很大的问题：在长年持续的高压之下，由于人们长期不懈的卓绝努力，民间社会正悄然走向宽容与多元化。这些小小的变化表面上看似乎微不足道，可是联系到严厉打压异端的红色统治背景，这些变化实际上已经创造了奇迹。
每一张流通中的维权纸币，每一处静静展览着的维权标语，它都在向我们传递一种信号：无论国家机器多么严酷，坚定持守自己的内心信念，甚至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依然是有可能的。它会给人们莫大的鼓励，也提供给人们维护自己权利的非暴力的方式。
回顾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的政治状况，1999年开始，政治上明显进一步倒退，使用了很多“文革”时代才使用的严厉的整人手段。可那时的当权者忽略了一个问题：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局面必然无法收拾。压制基本人权的状况不仅仅表现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面。对其他精神信仰团体的迫害也进一步升级，所有不受控制的民间组织几乎全部凋敝，直至公民的基本生存权也受到挑战。万幸的是，中国的民间社会寻求自治的努力并没有被击垮，这真是民族的幸事，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我看来，为自己的土地、房产、工资及各种人权而顽强坚持的人们、法轮功群体、地下教会那些虔敬的基督徒们、以及各种为捍卫人权而顽强坚持的人们，他们的维权行动的意义早已超出小群体或个人的功利目的。从社会的角度，他们是在为公理而战，他们的维权行动的后效应必然直接由这世上的每一个人来分享。从社会学角度上看，大众传媒似乎表现得威力强大，其实真正影响人的观念与行为的，常常是当权者容易忽略的人际信息传递，它更真实、更有感染力。近十年来，中国的民间社会正蕴积起了强健的自治力量，我想，这可能也是汪先生最终有此义举的一个主要动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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