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搜索结果看，人们的关注点似乎更在杨武的“窝囊”上（这其中有中共舆论导向和网络筛选的作用在内）。杨武确实是很窝囊，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但杨武并非没有羞耻之心。事后他一遍遍痛责自己“软弱、窝囊、没用”，“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不能保护家人，没有脸面活在这世上”。这种自我谴责的心理煎熬显示他应当知道作为丈夫是有责任和义务保护自己的妻子的，而且作为一个人，他也应当知道在亲人受虐时没有任何阻止行动，该受道德和良心的责备。杨武也并非全然没有血性。面对中共联防队员暴徒，他也曾“想拿刀冲进去，劈死这个畜生！”窝囊的男人也有过反抗的心理。可见，有更强大的客观因素阻挡了杨武出来护妻。

其实，中共爪牙的猖狂霸道和底层百姓的忍气吞声正是当下中共社会的普遍现象和统治特色。一方面，被谴责了无数次的当年日军的暴行，如今堂而皇之由中共“辅警”上演了。当着丈夫之面强奸妻子，手段之野蛮，情节之恶劣，旷古少有，忍无可忍。另一方面，杨武居然忍下这奇耻大辱，坐视妻子被强暴，不敢吭声，报案后又去撤案，其极端的懦弱令人扼腕。

所以，单一地关注杨武的“窝囊”确实有失公允。这也是当今中共社会价值倒错的反映。没有暴徒的作案哪有杨武的“窝囊”？

在中共暴政下，有多少人能否认，在某种程度上自己不是卑微而窝囊地活着？有多少人在面对三聚氰胺、汶川豆腐渣校舍、动车惨案、强拆强征、陈光诚和高智晟等的自由被剥夺、法轮功学员遭受残酷迫害时，能站出来对中共暴政说“不”呢？沉默不语明哲保身容易，指责杨武的懦弱无能窝囊也容易，而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不易，而每个人的选择却与自已的前途息息相关！

当然，杨武的血性和反抗的冲动消失了，最终看着被糟蹋的老婆抱头痛哭。是谁制造了这个中国最窝囊的男人？

首先，中共专政机器参与作案是逼迫杨武成为中国最窝囊的男人的直接原因。杨武有三怕：一怕打不过人家；二怕联防队与警察是一家；三怕家破人亡。这三怕都是现实威胁，但这第二怕才是要害，前后两怕是中间这一怕的结果。

杨喜利本是一个流氓地痞，是中共给了他一张虎皮，才使他敢于在当地到处作恶，以致于公然闯入民舍施暴强奸。杨喜利背后是强大的中共专政机器。杨所属的联防队受中共综治委（办）管辖，具体由公安部门雇佣和给与业务指导。目前中共正在把全国的联防队逐渐统一收编为公安辅警，也就是说，是中共警察部门给予了杨喜利强暴作恶的护身符。这就是杨喜利明知社区警务室仅10米之遥却敢喝得醉醺醺的上门强奸的原因，也是杨武胆怯不武，虽报警但最后又权衡利弊决定撤诉的原因。

杨武怕打不过人家或怕家破人亡，从根本上上说，是因为强奸他老婆的并非一般市井流氓，而是声称要维持治安，要保护他的中共专政工具本身。《水浒传》中人称“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尚敢理直气壮地去抓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奸，是因为武大郎身后有武松及朝廷刑律为其壮胆。而杨武却看着老婆被强奸无可奈何，这并不是因为杨武不敢打杨喜利，是因为杨武面对的罪犯是中共司法机器，即便杨武是自卫反抗手刃歹徒，在法律上无懈可击，也注定成为杨佳，而杨武又不愿成为杨佳，只能蒙受窝囊的羞耻了。

其次，中共的司法实践和由此形成的恐怖经历使杨武成为中国最窝囊的男人。中共司法实践就是惩善扬恶，庇护凶徒。杨喜利曾因抢劫罪被判刑3年，此后又因打架斗殴多次被拘留。但当地公安部门却庇护他并雇佣他为联防队员。杨武与杨喜利曾是同学，知道杨喜利的底细，及他与公安的关系，因此此前杨喜利多次上门骚扰打砸，杨武都只能忍着。警匪一家恐怕是杨武最大担忧与恐俱，事实也证明杨武是对的。就在强奸案发半月后，若不是公开曝光，杨喜利仅是被警方控制而非正式逮捕。

其实，即使当时杨武冲出去，自卫反击手刃罪犯，结局可能很悲惨，也就是重蹈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北京青年杨佳的覆辙。09年5月夏与妻子在沈阳市摆摊时，被城管等十几人野蛮执法，并带到办公处殴打，夏正当防卫将两名城管刺死，但被判死刑。夏俊峰与杨佳自卫反抗终难免一死的现实让杨武成了一个彻底的弱者。杨武不想当杨佳和夏俊峰，在当时表现出极端窝囊，似乎是中共惩善扬恶司法制度下一种必然的结果。

最后，中共高层江泽民带头以身作则奸淫有夫之妇，使中共官员包二奶盛行，整个社会潘金莲与西门庆幽会不受指责，武大郎捉奸反受嘲笑。中共的淫威权势逼迫许多平民男子沦为窝囊男人。同时，中共刻意摧毁中国传统价值体系，造成社会道德缺失，正气荡然无存，人人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社会精神状态完全扭曲，“好死不如赖活着”成了普遍的公众意识，这也成了造就中国杨武式男人的温床。

由此可见，清除中共与重建道德是重振中国男子阳刚之气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