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这封信今年三月送到国务院，上个月刊登在官方媒体。这封信被看作是惊醒剂，是中国农村困苦的另一象征。中国农村收入已经连续四年降低，而政府官员征收费用越来越高。

文章指出，从农村开始的经济改革２０年来已经改造中国，国内总产值增长三倍，为中国许多人带来了繁荣和自由。但最近这种繁荣已经下降。

其结果，农村抗议的暴力时间增加。上个月，江西发生农村发生数万人暴动事件。

文章说，直到最近，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农民的困境，共产党也无视农民的困难。工人抗议事件也在增加。共产党一般都对农民抗议活动采取武力解决，但对于城市抗议活动一般都采用谈判和金钱解决办法。

中国历史上这类信件曾经发生过作用，但也有巨大风险。彭德怀元帅１９５９年给毛泽东写信，指出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但彭德怀后来一直被整直到去世。

以下是李昌平的信内容摘要及其官方媒体所作的报道：

现年三十七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十七年的李昌平在信中指出，开春以来，当地农民都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大卡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各地城市。

乡里本有四万人，其中劳力一万八千人。现在外出的二万五千人，以前是有目的流动，今年抱着“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心情逃出；过去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出走，任凭田地荒废。今年至少废耕二万亩以上。

农民负担重，民众无法生活。当地田亩税费等各项负担每亩地二百元人民币，另人头负担每人一百至四百元不等。两项相加每人每亩负担三百五十元。一家五口种地八亩，全年经济负担就要二千五到三千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一千斤谷子，仅仅只能保本。

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八十岁老人和刚刚出生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每人五百多元人民币。

九五年约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村有盈余，现在刚好相反，约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村亏损，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四十万元人民币。九成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六十万元人民币以上，月利率百分之二十。九五年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乡镇有盈余，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乡镇有赤字。

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监利县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要求的税费，发干部工资，支负债款利息，收支相抵，乡村每年净亏一千万元人民币，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干部冗员太多。九０年干部不过一百二十人，现在超过三百四十人，增长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地方领导人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粮”，年年有新官，农民怎么受得了？

中共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很难落实。近年来，没有对农民提供贷款，即使有极个别例外，月利率也在百分之十八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购粮，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库。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没收。农民收入下降，但负担年年加重。

干部弄虚作假成风。李昌平信中说，上级领导人只爱听农民增收，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立即被扣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现在农村基层干部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实事求是太难了。

李昌平的信受到国务院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三月下旬，国务院领导人对此信反映的问题做了第一次批示，并派农业部官员暗访，认为李昌平反映的情况属实。

针对此事，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表示，到二０三０年以十六亿人口计，按现在的城市化速度推算，那时即便达到五成的城市化比率，仍有八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土地与人口比例不可能改善，只会进一步恶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表示，要解决农村基层机构臃肿、农民赋税过重问题，首先就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尊重农民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