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16屆一中全會後中共新班子亮相,讓人最感到意外的可能要數吳邦國了。雖然早在16大之前已經有許多"權威"消息就下毛毛雨,說他是篤定進常委的人選,但是揭榜之時,人們對他竟然成爲僅次於總書記胡錦濤坐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第二把交椅,還是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吳邦國向來行事低調,與胡錦濤鄧小平欽定的"隔代王儲"、執掌實權的江澤民心腹曾慶紅和三朝元老的溫家寶相比,知名度或政績都不是在同一個等量級上的;其次,這個排序是在比較倉促的情勢下做出的妥協結果,雖然吳邦國再怎麼樣也洗刷不了自己身上"上海幫"的印記,但是相對於曾慶紅、黃菊,他同"上海幫"幫主江澤民的關係似乎更多的是一種"工作關係",因此也成爲非"上海幫"政治力量比較能夠接受的對象。 吳邦國於1966年在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畢業時,趕上了文化大革命,當時的大學畢業生要"面向基層"、"面向工礦",他就到上海電子管三廠當工人。後來,他先後擔任過技術員,技術科科長、革委會副主任、工廠黨委副書記、廠長、公司副經理、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局黨委副書記、上海市委副書記和書記。吳邦國從1992年開始就一直擔任政治局委員,從1995年開始就一直是國務院副總理,從1998年開始就一直是中共中央大型企業工委書記。 文革結束後80年代初期,原中共華東局一系的陳國棟、胡立教、汪道涵到上海主政,在落實鄧小平陳雲培養"第三梯隊"的政策時,吳邦國有幸成爲被這些伯樂相中的"千里馬"。後又經歷了芮杏文、江澤民空降上海,上海的"第三梯隊"分成太子黨和平民黨兩撥人馬,前者以曾慶紅和潘維明爲代表(這兩位再加上趙啓正,被當時海外媒體稱爲上海崛起的三顆政治新星),後者以吳邦國、黃菊爲代表。兩"黨"之間由競爭而產生的隔閡也相當深,中共官場的風氣是唯第一把手是從,當時的市委書記芮杏文思想比較開明,工作作風比較踏實,而擔任市長的江澤民政治色彩並不明朗,行事作風的浮誇卻已經是有相當的表演了,而且還常和第一把手擡槓,把太子黨和平民黨夾在中間左右爲難。 "芮江之爭"在十三大一中全會決定領導班子的時候,還埋下了一個影響後來政局鉅變的契機:按照當時的慣例和先前的安排,芮杏文以上海市委書記的身份進政治局,而江澤民是進書記處的人選;但是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急於加強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便挑選芮杏文到中央工作,擔任分管意識形態和文教方面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這樣江澤民就頂了上海市委書記的空缺,順勢揀了一個政治局委員。誰也沒有想到,就是這麼個陰差陽錯,成了江澤民進中南海的敲門磚。這是題外話按下不表。 就說 "芮江之爭"後來被"江朱(熔基)之爭"取代,上海出現了一山難容兩虎的格局,江澤民主持的市委和朱鎔基主持的市政府關係之僵,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這裏要插一句,現在正熱銷的《第四代》,在一個與吳邦國有關的細節上顯然有杜撰之嫌,原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張偉國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該書寫吳邦國和江澤民在上海的關係,稱江澤民任市長期間在市政府辦公,只是後來任市委書記到市委大院辦公後,才與吳邦國建立了一段"兩年半"的同事關係……事實上,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和上海市委的常委們,一直都是在康平路的市委大院辦公,外灘的市府大樓除了一塊招牌僅僅是一些事務機關,只是到朱鎔基擔任上海市長的時候,趁着當時"黨政分開"的改革勢頭,把自己的辦公室搬到外灘的市政府大樓,此舉還一直是外界關於朱鎔基與江澤民關係不和的重要依據……。此外江澤民一直與曾慶紅等太子黨過從甚密,對平民黨遠不是那麼當一回事,對此吳邦國是心知肚明的。 在"芮江之爭"、"江朱之爭"中,吳邦國已經是上海市委副書記,是分管組織人事和黨務工作的第三把手,相對於理想主義的政制新星潘維明緊跟趙紫陽芮杏文,一直到六四全軍盡墨;曾慶紅、黃菊見風使舵更上層樓,吳邦國竟然在兩者之間保持平衡,並獲得了相當的成功。不知這到底是他的所謂"厚道"秉性,還是他官運亨通的緣故,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朱鎔基富有個性的行事風格曾在上海引起相當大的震盪,在老百姓稱頌不已的同時,中層以上的官員卻抱怨不迭,甚至在黃菊接任市長的時候都不無所指的向身邊上的人表示,"朱鎔基書記給我的是一支沒有墨水的筆"。 朱鎔基主持上海工作期間,吳邦國和黃菊是他名義上的左右手,這個時期黃菊是眼睛已經盯上了中南海的江澤民,已然有"身在上海心在北京"之勢;倒是吳邦國在配合朱鎔基工作方面算得上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客觀上也幫助朱鎔基擦了不少"屁股",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他到北京出任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企業工委書記,仍甘於爲朱鎔基繼續當助手。儘管他信誓旦旦地說,對該活的大中型企業就讓它活得痛快,對資不抵債、實在難以爲繼的企業,則置之死地而後生。他說,有外國人批評我們像慈父一般對待企業,這不行,不能當慈父。但他倡導的國營企業改革"抓大放小"方案還是無疾而終,國營企業下崗工人也正在日益成爲突出的社會問題,如果以政治責任來衡量,他到北京任職後似乎是"過大於功",退一萬步套用中共的術語來講,至少沒有拿出亮麗的成績單。 在現任九個政治局常委中,吳邦國可能是最其貌不揚的。在他主持上海工作的侍候,坊間有一種說法:"吳邦國的相貌是農村的公社書記,黃菊的才幹是企業的車間主任"。現在中共在香港的喉舌說,(上海)人們把吳邦國稱作"平民書記",也是一個間接的佐證。然而,吳邦國有上海人的那種精明,又不像黃菊把這種"精明"寫在臉上。吳邦國善於交友。他說,交朋友是一種樂趣,他尤其喜歡同金融界、實業界和新聞界人士交朋友。這些溢美之詞顯然不得要領。一位上海的的評論家指出,吳邦國的政績主要形成在上海工作期間,而他的政績並不是因爲他象朱鎔基那般的精明強幹,恰恰相反,是他的無能或者也可以稱之爲"無爲之治"。上海人的素質和基礎條件都非常好,這些年之所以發展的快,除了中央政策傾斜,更重要的就是得益於自吳邦國黃菊以來上海當權者的相對弱勢,使得民間發展有了一定的空間。 不管是無能還是無爲,吳邦國還有"阿青嫂"那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本事是值得一提的,這一點他和現任常委中的第三把手溫家寶頗有相似之處。比較典型的就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一路放話警告江澤民和李鵬"誰不改革就下臺"。朱鎔基授意上海組織筆桿子,以"皇甫平"的筆名在解放日報發表系列新春評論,引起軒然大波,李鵬、王忍之直接派人到上海調查,當時正在把反和平演變作爲中心工作的江澤民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吳邦國一方面全力與之周旋,一方面也對身邊人表白:自己是沒有大腿可以抱的!後來,儘管鄧小平力挽狂瀾於既倒的南巡獲得了成功,吳邦國並沒有居功自傲,或他主政的上海當局似乎也從來沒有爲此大肆慶賀過,算是給了江澤民等強硬派很大的面子,……或許正是這種政治上的平衡技巧,奠定了他成爲今日中共新二把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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