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合法是指合中共當局之法，而且是合中共解釋、定義之法，那麼，中國民運並沒有所謂合法性崇拜的問題。如果有合法性崇拜，則八九民運根本不會發生，因爲八九民運從一開始，就是以悼念胡耀邦的名義舉行「非法」集會，緊接下來是學生成立「非法」組織，然後又是所謂「非法」佔據廣場，等等。《北京之春》被中共定爲「反動刊物」，按照中共的「法律」，在國內傳播就是「非法行爲」，可是，有幾個人真認爲這是非法行爲呢？

有些異議人士表示他們要在現有法律之內堅持合法鬥爭，這是否意味著他們認同中共之法，認同非法之法呢?不一定，要看上下文。事實上，絕大部分聲稱要在現有法律之內堅持合法鬥爭的人士，他們的意思是，堅持中共現有法律之內也寫有的諸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法律，但絕不是按照中共對這些法律的錯誤解釋，而是按照這些法律在憲政和法治意義上的正確解釋，也就是按照這些法律在法的本來意義上的正確解釋。因此，依據同樣的邏輯，我們會說我們是合法的，而壓制我們的當局才是不合法的，因爲他們對法的解釋和定義恰恰違犯了法的意義，因此我們說他們違犯了他們自己制定的法。

一旦我們明確了合法與非法的確切含義，我們就不難發現，關於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的爭論，其實有很多隻是出於語義的混亂。有些人主張也要採取非法鬥爭(例如成立地下民運組織)，但他們所說的非法，實際上有不少(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原應屬於合法(結社自由本屬基本人權，本來當然是合法的)。而另外一些人反對這種「非法」鬥爭形式，實際上也不是因爲他們認定其爲非法，而是認爲它不策略，難有實效，又容易給當局鎮壓提供藉口。他們所說的「合法」，是指那些連當局也無法完全否認其合法性，從而也不得不留下的某種在現階段就可以公開抗爭的活動空間。

我並不是說，關於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之間的種種爭論完全都是出自語義混亂。我只是強調，如果我們希望這場爭論取得成效，首先需要澄清語義上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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