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在法庭上受审。（网图）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鲍光综合报导）1976年毛死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四人帮」，并在1981年成立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了所谓的公开审判，并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将文革的罪责推到他们身上，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四人帮」一词是在文革后期出自毛泽东之口。 1974年7月1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又对王洪文说：「你不要搞四人帮」。

毛所定义的「四人帮」，包括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作为毛夫人的江青曾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九大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文革时期为上海公社领袖，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王洪文，文革时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头目，十大时成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毛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姚文元，因其那篇著名的文章宣告了文革的开始，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此四人完全依赖毛的提拔和庇护。

作者林辉写道：很显然，「四人帮」形成于中共十大（1973年）之后。他们并不应该为文革的发动承担主要责任，虽然他们依赖文革而爬上了政治舞台的高峰，但正如江青在庭审中所说的那样，她不过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咬谁就咬谁。中共将罪责推到他们身上，自然是为了推卸发动文革的毛的罪责，其目的就是掩盖中共的邪恶本质，使其继续为害中国。

不过，助纣为虐的「四人帮」倒也不冤枉。他们身上谁没有沾染上罪恶？否则又如何能在文革中爬上中央高位？本篇就说说王洪文的发迹和发迹后的奢侈，以及从云端跌落之后的悲惨。

文革发迹

王洪文，1934年出生在吉林省一个农民家庭，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因家贫，他自幼给当地富裕人家放猪，只念过3个月的私塾。 1950年中共军队并参加朝鲜战争，1952年加入中共，1956年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而这里正是他的发迹之处。

初到工厂，王洪文对于被安排做保全工非常不满，但也毫无办法，只得不情不愿地下到车间，整日与机器打交道。就这样过了四年，1960年，工厂准备派王洪文等人去崇明岛开垦农业，这再次引起了他的不满，每天在岛上只是打鸟、钓鱼等，生活的吊儿郎当。 1964年，他才被调回工厂保卫科当干事。

1966年，文革爆发后，对厂领导不满的王洪文敏感地意识到反抗的机会到了。 6月12人，他与另外6人贴出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把矛头直接对准党委，同时还在大字报上方贴出「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三张醒目的标语。 6月18日，王洪文又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引起了强烈震动。瞬间，王洪文成为了工厂的「风云人物」。

王洪文的大字报很快惊动了上海市委，上海市委领导派来工作组，希望整顿工厂秩序。王洪文感觉到危险，马上将炮口转向工作组，其后又开始转向上海市委。

11月6日，上海各个工人「造反派」头头开会，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因为王洪文是退役军人，所以被推举为「司令」。成立伊始，王洪文就命人印制和张贴了大量海报，大造舆论，将矛头指向上海市委。随后，他派人到上海市委，向时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提出了三项「严正要求」，即：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正在病休。

对于上述三个要求，上海市委开会后没有接受，而是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政策。这让王洪文很恼火，于是有了赴京告状之举。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和许多年轻的「造反派」前往上海火车站，准备北上。王洪文等人乘坐的本是一列晚上23点开的前往郑州的火车，但经过王洪文交涉，列车改为69次特快，于早上7点就启动了。上海市委得知后，紧急决定通知已经开出的两列火车，一列停在上海，一列停在安亭。

王洪文发现自己所坐列车停在了安亭，非常恼火，遂决定在铁轨上拦截14次特快。 14次特快被拦截后，拒绝搭载王洪文等人。双方僵持不下，导致沪宁铁路受到极大影响，客车和火车都无法通过。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王洪文率领数千工人上京告状被拦截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前往上海解决问题。

张春桥在11日晚乘飞机到达上海机场后，直奔安亭，去见王洪文。王洪文听懂了张春桥让他们回上海造反、打倒上海市委的深意，而王洪文清晰的头脑也让张春桥十分赏识。双方一拍即合。张春桥答应了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五个要求。

在张春桥的支持下，王洪文打倒了陈丕显和曹荻秋，打垮了其它造反派力量，成为上海滩无可争辩的「工人领袖」。 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即上海最高权力机关成立，王洪文在成立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宣布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他还对记者表示：「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此时的他成为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上海第三号人物。

其后不久，由于毛的反对，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王洪文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不过由于造反派力量越来越多，武斗也越来越多，王洪文担当起了镇压其它造反派力量的「重任」。其中最惨不忍睹的是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率「工总司」造反派血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事件。当时，王洪文调动了十多万人，手拿着弹弓、砖头、铁矛等武器，开动近千部机动车辆和船只，对「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所在地上海柴油机厂发起进攻。事后统计，此次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有650人，有的留下了残废，很多财物被洗劫一空，工厂损失达350多万元。

10月，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一次见到毛，毛对其在上海的所为表示赞赏。

进入高层

在张春桥的提拔下，王洪文也在中央挂上了名。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他终于成为了代表，还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并作为工人造反派代表发了言。这次发言让他迅速成为新闻人物，知名度波及全国。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从此进入中共高层。

1971年，林彪「九一三叛逃」事件给了毛沉重的打击。张春桥在此期间，经常前往中南海，希望得到毛的赏识，但毛却将目光投向了王洪文，并调他到北京学习，让他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直接对毛负责。

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前，在毛的建议下，王洪文被调到中央，并担任「十大」筹委会主任。 8月「十大」召开，王洪文坐在毛的身边，并在周恩来做完报告后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其接班人的身分开始显露出来。王洪文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王洪文排名紧靠毛、周之后，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其接班人地位完全确立。之后，王洪文陪同毛多次参加外事活动。

毛年纪大后，更加多疑，担心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搞小团体，因此逐渐冷落了王洪文，其接班人的地位也不复存在。文革结束后，王洪文成为毛的替罪羊之一。

靠打、砸、抢、抄、抓起家的王洪文在被审讯时，曾表示他的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像「想不到」。而这样的「想不到」始作俑者应该就是畸形的中共政治体制吧。

1981年1月，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其母在得知他判刑的消息后，患脑溢血在长春去世。 1992年，王洪文因肝病去世。

奢侈生活

从底层爬上副主席高位的王洪文，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据参与主审「四人帮」的审讯组组长汪文风口述披露，王洪文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到外地，坐飞机，还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还嫌不够，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而他喝的则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虽然头顶着「副主席」的头衔，但王洪文平日里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打扑克、下棋、钓鱼、找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他还发明了一种摔手表的游戏，一边玩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徐景贤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糊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时候，就热衷于外出打猎。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意见：「没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南京军区某领导送狗 讨好王洪文

文革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女）都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们都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简称「康办」）。

1973年，王洪文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0年以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家属住在上海康平路大院里。上海市的工作一度交给王洪文主持，他便从公寓楼搬进了南面的花园洋房里，占用了两套住宅，住宅的前面，是一片较大的花园；住宅的后面，有一条可以贯通全院的柏油小路，越过小路，横穿草地，就可以到达姚文元家属以及徐景贤家和王秀珍所住的公寓；而王洪文的左邻右舍，则是张春桥和马天水等人的家。

就在王洪文搬进花园洋房以后不久，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送给他一条纯种的德国狼狗。王洪文很疼爱它，一有空就把它抱在怀里，给它取名叫「马林」。王洪文有两个儿子，当时正在念小学，王秀珍给他俩起了两个外号──「大呆瓜」和「小呆瓜」。毎天一放学，两个「呆瓜」就牵着小狼狗马林满院子奔跑。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这条狼狗迅速地长大起来，昂起了头，足足有半人高，它长得越来越像一条狼，呲牙咧嘴，伸着血红的舌头，阴森可怕。

狼狗马林长得快，食量也大了，一天得吃好几斤牛肉。王洪文每月68元的工资，怎么养得起？那就找个借口：狼狗既然是保卫王洪文的，它的供给关系就隶属于市委警卫处。警卫处的头头为了巴结讨好王洪文，每天就由穿军装的警卫员送牛肉等去王洪文家给「马林」吃。

狼狗「马林」大闹「康办」

「马林」这条狼狗对于王洪文一家人，摇尾乞怜、俯首贴耳。可见了别的人，它却凶相毕露，它总要冲上去威吓一番。王洪文的住宅后面，是市委机关和行政，后勤人员的工作室，这里进进出出的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少，他们经常受到狼狗马林的威胁，大家的心里很恼火，可是谁都敢怒而不敢言。

每天上班、上学去的时候，或是下班，放学回家的路上，大院中的孩子们往往就和狼狗马林「遭遇」上了。那条狼狗看见女孩子们好欺负，老远的就狂叫着扑过来，直吓得女孩子们尖声嚎叫，四散奔逃；姚文元的女儿和徐景贤的女儿几次被狼狗马林吓得哭了起来。

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们对王洪文家养一条恶犬都有意见。康平路办公室也好，市委警卫处也好，多次听到工作人员及家属们对养狗的反映，但是因为王洪文不松口，那条狼狗就照样在大院里四处横行。

直到有一天，差一点出事，才开始研究对狼狗马林的处理问题。那一天早晨，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拎了包准备去上班，刚步下楼梯，走出大门，狼狗马林就突然从远处恶狠狠朝她猛扑过来。金英猝不及防，她本来就有心脏病，经这样一吓，差一点昏过去……

凶恶的马林这一次终于激起了众怒，而且惊吓的是姚文元的妻子，真要吓坏了谁来担当这个责任？院子里的各家各户都强烈要求市委警卫处赶快把狼狗送走，正好在这节骨眼上，王洪文要去北京，狗的主人走了，狗的靠山没了，它就不能再肆意逞凶了。

市委书记向狗表示效忠

正当恶狗面临厄运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出来发布「指示」，让把马林「送给上海西郊公园，好好养起来供人参观」，警卫处头头立即行动，派了专门的警卫员开了专车把马林送到了西郊公园，毎天供应几斤新鲜牛肉，还筑了象模象样的狗窝，让狼狗在那里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几个月以后，王秀珍忽然提出：送到西郊公园去的狼狗马林，不知道养得怎么样了，她要亲自去看看，也好向王洪文有个交代。

一场「探望」狼狗的活剧演完以后，王秀珍从西郊公园回来，用她那高八度的尖嗓子直嚷嚷：「徐景贤们到西郊公园去看过马林了，那狗长得又肥又大，真神气。它还认识徐景贤，可讨人喜欢啦！」

远在北京的王洪文，通过红色保密电话得知了这样的「喜讯」，高兴地笑了。

狼狗马林在西郊公园一住几年，谁也不敢动它一根毫毛。直到王洪文被抓后，动物园的饲养工人们怒不可遏，立即动手把它宰了，大啖了一顿狗肉，才算解了心头之恨。

更为过分的是，王洪文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并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喂进他嘴里。每当有文件或送批的报告来了，他都让秘书廖祖康代看文件，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

这样的王洪文在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也得到了证实。材料中列举的王洪文的一大罪证是：贪污盗窃，挥霍国家财物，吃喝玩乐，生活腐朽糜烂，窃取大型彩电、红旗牌高级相机、高级气手枪、高级手表、太阳能打火机，一次就拿走高级雪茄烟35条、酒心巧克力糖60盒、酱菜罐头20多瓶。

遭酷刑虐待

与中共很多落马高官一样，王洪文被捕后也很悲惨。原中共军方将军邱会作曾在《邱会作回忆录》中透露了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和秦城监狱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酷刑虐待。这是王洪文亲口向邱会作透露的。

其书中记述，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他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

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

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因此，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

关于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会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为了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专案组对他搞车轮战术，还几次给他注射过针药。 「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王洪文是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都承认。

邱会作还提到，一次放风时，他看到最后一个出来的王洪文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其他人刚要过去搀扶，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他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露出一丝苦笑。

结语

一个时势造出的被中共利用完的小人物，在大起大落后，终于归于尘土，在其被关押和虐待期间，王洪文是否真的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了呢？是否为曾经的所为忏悔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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