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主要剧作《车站》，《绝对信号》都完成于胡耀邦掌权思想较开放的80年代。1983年，高行健的《车站》剧作在北京演出轰动一时，但被中共中宣部贺敬之批为“比海瑞罢官还海瑞罢官，是建国以来最恶毒的一个戏”。在“消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为了避风头，他只好领了人民出版社给予的稿费，出门远行开始构思《灵山》，费时7年而成。随着胡耀邦的倒台，高行健也只好远走他乡。

不论是达赖或高行健得诺贝尔奖，中共都认定西方有“政治目的”，而忽略了所有文学艺术，都是人类的一种精神自救和心灵净化的作为。诺贝尔奖所要肯定的便是此种努力的成果。在艺术的殿堂里，供奉的不是上帝菩萨或教条主义，用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的沈从文所说的话——供奉的是人性。

水墨画大师李可染生前最喜欢的一部书是《东方既白》，并以此为其一生最后一方印章，表达预见东方文化复兴之信念，即使科学家如李政道也曾以“复兴文化，旦旦生光”勉复旦大学，是则不分艺术或科学大师，都知文化于新世纪中国之重要。可是中国文化在曙光来临之前需要什么改变？

1986年，中国画家袁运生、丁绍光等人，在纽约组成海外艺术家联盟，宣言说：“最大的责任是，努力使中国人尽快成为充满自由创造精神的新人，自由是创造的条件。尊重差异，维护多元是我们的信念”。

现在，在高行健得奖后，回顾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的思想开放作为，中共更应明白“自由是创造的条件”的真义，好好学习包容各种社会批评力量，尊重文学艺术之创作自由，有益于改革开放之文学艺术自能大为发展。公正评价胡耀邦赵紫阳之时代。一个宽容精神能形成于中国社会，其意义远大于诺贝尔奖，这也是高行健得奖对中国人的启示。(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