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一年，自滿思逸，身邊羣小自然逢迎，魏徵連上四疏，諫他要「居安思危」、勿「親小人而疏君子」等等。他雖然納了諫，還是納了十四歲的武則天爲才人。貞觀十七年，魏徵病死，言路止，盛世也隨之而衰。貞觀十九年，太宗御駕親征高麗受挫，嘆道：「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覺悟已經太遲了。

以古鑑今，毛澤東挽救紅軍於潰敗之際，繼而開闢敵後解放區；打敗蔣介石，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視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旦功成志滿，只喜逢迎拍馬「擁護偉大英明領袖」，聽不進逆耳之言。一個人說了算，實際施行專制獨裁，以至晚年屢犯錯誤，結局比李世民更悲慘。

人治促成絕對腐化

英武如唐太宗、毛澤東，當他們創業之初，或能「以人爲鏡」，納諫止苛，或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均可千古作鑑。唯其基礎同爲人治，一旦國勢強權位固，失去自我控制，國家又沒有人民及其同僚、下屬監督的規範可以約束他們，他們的絕對權力，促成了他們的絕對腐化。古今「英雄」，幾無例外，教訓極爲深刻。

藉人治制度鞏固權力

江澤民興起於「六四」，蔭庇於鄧小平，人爲地成爲黨的「一元化」領導「核心」，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鄧小平去世後，又幸逢香港順利迴歸；十五大鞏固統治；江、克會談取得成果，他今後是否會自我膨脹，志得意滿之餘，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專制獨裁之途？他獲人治制度上來，借人治制度鞏固統治，今後憑人治制度實行專制獨裁，是極爲便當的。

拒改革難逃歷史規律

與人治制度俱來的是權力的絕對化，絕對權力，絕對腐化，已爲古今歷史證實，是歷史的必然。

江澤民無李世民、毛澤東不世之功，但其權位建立在人治制度基礎之上，是一樣的。中共和江澤民不以歷史教訓爲鑑，不進行黨和政權體制上的民主改革，將難逃歷史規律的制約，得不到善終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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